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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为什么在古典绘画中随处可见?它们藏着人类的生活轨迹_韩国一邪教内部发生聚集性新冠病毒感染引爆当地疫情

作者:投稿 时间:2025-02-24
  • 树木为什么在古典绘画中随处可见?它们藏着人类的生活轨迹

    《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英]查尔斯·沃金思著,于肖末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树被认为是神圣的

    树,经常被尊为上帝的化身因而被神化。在今天的日本,无论是乡村还是一些大城市的中心,都有许多供奉树的神龛。《创世记》中,知识之树就在亚当和夏娃的家——伊甸园中,其果实可以让人分辨善恶。在基督的审判中,本丢·彼拉多(PontiusPilate)用来残忍地惩罚耶稣的荆棘王冠可能就是用多刺的叙利亚枣树(也称为基督刺枣,Ziziphusspina-christi)的枝条编成的。这些树在基督教圣地被认为是圣树。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许多树被认为是神圣的。这种对树、超自然物体或圣地的崇拜,令那些早期基督教的主教们十分担忧。某些类型的树尤为如此,比如古树、巨大的橡树和一些被认为神圣的树林。16世纪天主教复兴的时代,创造了凸显天主教地位的“新圣地地理”,例如1559年托马斯·斯特拉德林爵士在格拉摩根郡(Glamorganshire)的宅邸中振奋人心的伟大发现——在一棵被大风吹倒的白蜡树中找到了代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形象。

    树在北欧神话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包括人类的起源。斯诺里·斯特鲁森(1179—1241),一位富有的冰岛地主和律师,写下了这样的故事:“博尔的儿子们在海边散步,发现了两根圆木;他们捡起来木头,将之塑造成人类。第一人赐给他们气息和生命,第二人赐给他们智慧和行动能力,第三人赐给他们语言、听觉和视觉。”他还讲述了世界树的故事:“‘尤克特拉希尔’——命运之树,全宇宙的福祉都维系于它。”命运之树通常被认为是一棵白蜡树,有时也描述其“常青”,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它更可能是一棵紫杉。

    老普林尼讲述了过去“树是神的庙宇”的时代,并提到即使在他的时代,“为了符合原始的仪式,简朴的乡村还是会把一棵尤其高的树尊为神”。他声称罗马人“对森林和森林中寂静的崇拜”不亚于“对金光闪闪的象牙像的崇拜”。

    如今,人们推崇所谓“冠军”树,并使之成为树中的“明星”。但一些人仍旧在寂静的小树林和古老的森林中寻找慰藉。但是罗马人将不同的树种与特定的神联系在一起,“不同种类的树永久地奉献给诸神”,例如,“冬橡树代表朱庇特,月桂代表阿波罗,橄榄树代表弥涅尔瓦,桃金娘代表维纳斯,杨树代表赫拉克勒斯”。此外还有“西尔瓦努斯、畜牧神法翁和形形色色的女神,就像上天分配给森林的一样,让每种树都代表一位神明”。出现在一些罗马壁画中的树,以及那些出现在高墙内,并与记功柱、祭坛或神龛相关的树通常被诠释为圣树。

    一座位于那不勒斯周边博斯科特雷卡塞的庄园里,有一幅壁画详细地描绘了两座罗马神殿。庄园的建造者阿格里帕娶了奥古斯都皇帝的女儿朱莉亚为妻。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这座别墅及其壁画得以保存至今:在中央的柱子和坐像后面是一棵大落叶树;柱子的右边是一棵较小的树;远处是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面有柏树和落叶树;山羊在开阔的岩石地上吃草。这几幅罗马壁画描绘了古老的树木以及旁边的柱子。这些经过修剪过的、满身节瘤树木很可能比石柱子更为古老。右边较小的神龛里有一座普里阿普斯的雕像,“与一棵树唇齿相依:唯一的树枝以精巧的角度遮住了普里阿普斯从身体躯干突出的阴茎,提醒观者雕像很可能就源自一棵树”。从实际意义上说,与神龛毗邻的树木其实为游客和前来敬拜的人提供了阴凉。尽管如此,此类树木仍然是神圣的。

    阿格里帕庄园“红色房间”的壁画,约公元前10世纪,博斯科特雷卡塞。

    萨尔瓦多·罗萨是18世纪最受欢迎的崇高派风景画家之一:在许多英国村舍的阴暗角落里,仍能找到其画作的复制品和版画。他那几幅描绘罗马预言家的画作都已经佚失。虽然在什罗普郡的阿廷汉姆公园里仍有一件复制品展出,但厚重的清漆、所处的阴暗角落,让人几乎无法分辨画的主人公。

    幸运的是,身为画家和蚀刻师的约瑟夫·古比(约1689—1770),1724年临摹了几幅萨尔瓦多·罗萨(1615—1673)的风景画(并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版了几幅),其中就包括一幅《罗马预言家》作品。画面中,主人公们站在一个铺满岩石的地方,一棵巨大的树占据了画面的左侧,树的枝干正在腐烂、折断。画面中,占卜师正在解读那些树,还有在树之间飞来飞去的鸟的行为。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特别提到罗萨给了我们一种别具一格的大自然印象,一切婉约、典雅和质朴都被弃之不顾……只有那种属于野蛮和未开化的本性的尊严……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整体:他的石头、树木、天空,甚至他的绘画手法,都具有粗犷和野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他笔下的形象生动起來。

    约瑟夫·古比,《罗马预言家》,约1724年。

    从史前时代起,树木就被用来标记边界和路线

    从史前时代起,树木就被用来标记边界和路线。因此选择的树通常具有引人注目的形态,比如比附近常见的树更古老,或者是不同的树种或形状。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各地的许多树木也都是神龛,既为前往市场的旅行者们提供帮助,又保佑他们平安度过一生。在阿尔特多费尔(Altdorfer)的作品《有樵夫的风景画》中,一位旅行者似乎在一棵古树旁休息,古树上挂着一个小神龛,里面可能有耶稣受难像、圣徒的画像或其他基督教圣像。这棵树在某种层面来说是固定神龛的柱子;而在另一个层面,树本身就成为一种值得崇拜的东西。事实上,有人认为这棵树“是活的耶稣受难像,就连树杈都像是耶稣张开的双臂一样”。宗教改革后,在北欧和西欧的许多地方,这些被视为“偶像崇拜”的神龛和带神像的树(德语称作Bildbäume)就像无数的彩色玻璃窗、汉白玉纪念碑和其他教堂设施一样,被移走或毁坏了。

    阿尔布雷希·阿尔特多费尔,《有樵夫的风景画》,约1522年,钢笔墨水和水彩。

    在罗马天主教的欧洲,路边神龛仍然很常见,很多都与树有关。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1667—1749)的作品《在乡村小教堂前祈祷》展示了一群成人和孩子与一位牧师在乡村神龛前做礼拜的情景。圣物由一个带尖顶的石制神龛保护着,四面是带栏杆窗口。神龛坐落在一处偏僻、高低不平、群山环绕的空地上,四周的树木被暴风雨破坏。这幅画是在1725年左右绘制的。画家刻画了神龛后面的一棵巨大的树,可以看到两个刻在树皮上的十字架。这种被刻上十字架的树在亚平宁山脉的隘口随处可见。画家克里斯托福罗·德·格拉西1603年绘制的山谷地图中,有一棵被标注为“SiFodellaCroce”的树,意思是“一棵刻有十字架的山毛榉”。“fo”在当地土语中就是“山毛榉”,成为从帕尔马前往海岸地区的“PassodeCentoCroci”(通往克罗奇之路)的标志。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当地还能找到那些扭曲得很厉害的古老的山毛榉树。

    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在乡村小教堂前祈祷》,约1725年,布面油画。

    桑德罗·波提切利(1444—1510)应教皇西斯图斯四世的邀请,于1481年前往罗马,为新建成的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绘制壁画。这座教堂是为了庆祝重要宗教节日和举行红衣主教会议而设计的。红衣主教会议是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基督的试炼》(TemptationsofChrist),是祭坛右侧三幅系列壁画的中间一幅,描绘的是基督的生平,其中包括《旧约》的血祭。画面的焦点是耶路撒冷圣殿。前景是献祭的场面。

    壁画右上角是基督在山顶对抗魔鬼的诱惑。这幅画中有许多橡树叶和树木的形象。魔鬼似乎就要跌落山崖,它的下方是两棵大橡树,显然被定期修剪过。画中这两棵橡树的叶片很大,以至于可以清晰地看到叶片上浅浅的裂痕。身着白衣、披着蓝色披肩的女人,扛着一捆刚砍下来的橡树枝,树枝上还带着一些橡树叶。虽然画面中也有其他的树,比如柏树,但是橡树显然最为吸睛。这很可能和提出委托的教皇姓氏有关。他的名字是“FrancescodellaRovere”,意思是“橡树”(无梗花栎,Quercuspetraea)。

    桑德罗·波提切利,《基督的试炼》,1481年,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壁画。

    提到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我们似乎不会马上联想到树。1508年至1512年间,他所创作的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虽然是人物群像,但树扮演了意义非凡的角色。波提切利为这座教堂绘制壁画的20多年后,米开朗基罗又受西斯图斯四世的侄子,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JuliusII)之托画了这些树。

    在《洪水》中,有两棵树被认为代表《路加福音23:31》中提到的活着和死去的树,“因为如果他们在一棵生机勃勃的树上做这些事,那么在毫无生机的树上也应该做这些事”。但画中那棵活着的树大部分在18世纪被损坏了。那棵死去的树没有茂盛的树冠来庇护那些聚集在周围并紧紧抓住它的绝望的人。其他几幅画中都有裸露的岩石和枯死的树木,这可能与洪水前的原罪有关。这些树墩与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0节所说的话有关:“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作品《诱惑和驱逐》中,蛇爬上果树时——从叶子可以看出是一个无花果树——用果实来诱惑夏娃,而夏娃靠在一个枯死的树墩上。亚当、魔鬼和复仇天使的手臂就像树伸出的额外的树枝,将罪恶与惩罚联系在一起。艺术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哈尔特指出,教皇的亲属马可·维格里奥·德拉·罗韦雷,很可能是米开朗基罗的神学顾问。他“形容《诱惑》就是《最后的晚餐》的镜像,是其反面,知识之树的果实则是圣餐的生命之树果实的对立面。

    米开朗基罗绘制的穹顶壁画中,最常见又最有说服力且与树相关的象征物是非常小的橡子。尤利乌斯二世的俗名是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埃,所以橡树仍然是一个有关联的参照物,就像他们在波提切利的《基督的试炼》中一样。但橡子和橡树还承载着古典文化、《圣经》所赋予的意义,还具有性的象征。橡子被普林尼视为灾荒时期的食物来源。他写道,“这时候,橡子成为许多种族的财富,即使他们享受着和平”,以及“谷物短缺时,橡子会被晒干,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包”。在西班牙,“餐桌上的第二道菜就有橡子”。他强调了橡子对养猪的重要性,并指出不同品种的橡子对“猪的肉质”有不同的影响。维吉尔强化了橡树的象征意义:在黄金时代,橡树首先为人类提供了营养。橡子和橡树还是权力和正义的象征。普林尼指出,敬献花环的荣誉总是落在一棵生有橡子的树上,而橡子是朱庇特的圣物。赫西奥德(Hesiod)认为长满沉甸甸果实的山橡树,就像蜜蜂和毛茸茸的绵羊一样,是正义时代大地繁荣昌盛的象征。这个象征物也同样属于宙斯这位公正的给予者,他守护着人类,金色的种族。

    被赋予神圣光环的树

    富有的英国游客到罗马后经常会购买绘画和雕塑回去装饰他们的房子,另一些人则带回了可以改进建筑设计或花园风格的新观念。威廉·肯特(1686—1748)于1709年前往意大利,在访问比萨和佛罗伦萨之后前往罗马学习艺术,并与伯灵顿勋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720年,他回到伦敦,参与了许多大宅的装修,包括伯灵顿宫和肯辛顿宫。他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师。从1730年左右开始他又成为一名成绩斐然的园林设计师,比如特威克纳姆亚历山大·蒲柏宅邸和白金汉郡的斯陀园,还给萨里郡埃舍尔附近的克莱蒙特别墅增加了一座塔楼。

    与大多数知名的园林设计师不同,他设计园林不是建立在测量勘察的基础上,而是“在纸上画出他的小树林,并将之变成现实”。这幅钢笔画其实是一幅设计稿:克莱蒙特的一座小山——或者说一个土堆——的一片小树林。年轻的针叶树尽管与阔叶树混杂在一起,但还是被精心勾勒出来。树林的两侧摆着一对神使赫尔墨斯(Herms)的雕塑。雕塑安置在两个方形的底座上。这是片圣林,被置于与世隔绝的、戏剧场景化的氛围中。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景观公园中,最典型的被赋予神圣光环的针叶树是黎巴嫩雪松。它现在仍然经常出现在以前牧师和教区长的住宅里。黎巴嫩雪松在《圣经》中的地位同样不可动摇:威廉·吉尔平赞颂其“高贵”以及在《圣经》中的“受人尊敬的地位”——黎巴嫩雪松象征着耶和华的力量。

    18世纪时,内米湖边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梧桐树(Platanusorientalis),被称为“圣木”,代表的是狄安娜女神的一个形象——林中女神。理查德·威尔逊(1714—1782)在1754—1756年间创作了这幅细致的黑白粉笔画,在白纸上如雕塑师般刻画出掌状的叶片,并通过微妙的阴影来表现扭曲的树皮及其凹陷和裂缝。这棵树自此成了知名的景点。20年后,威尔士画家托马斯·琼斯也来此游历,并在回忆录中记载了1777年4月30日与朋友们“一起前往内米湖写生——尤其是湖边的那棵叫作圣木的大梧桐,树干有一个大大的树洞,我觉得里面可以容纳十几个人”。他还得知,绘画大师理查德·威尔逊“在这个国家的时候,曾把树洞用作书房来作画”。艺术家保罗·桑德比收藏了威尔逊的那幅画。

    在日本,许多树木都是神圣的。在歌川广重(1797—1858)的作品《王子装束榎木除夕的狐火》中描绘了一个著名的木香树(榎,Celtissinensis),位于东京北部的王子町。据传说,每年除夕当地所有狐狸都会聚集在王子稻荷神社,身着盛装去参拜这棵树,所以会出现所谓“狐火”。当地人认为狐火出现的时间大有讲究:晚上出现狐火,无论傍晚还是夜间,都可以成为来年丰收或歉收的征兆。那些参拜稻荷神社的农民和商人都相信狐狸是丰饶之神稻荷的使者,与水稻的丰收密切相关。这棵树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修路而被砍伐,但后来人们又在附近种了一棵代替它的树,并且除夕的狐火庆典仍在当地举行,人们会手执狐狸的形象,排队走向神庙。

    歌川广重,《王子装束榎木除夕的狐火》,1857年,木版画。

    日本的一些椋树(Aphanantheaspera)也被视为神树。例如,东京市中心的御茶水车站外,就有一棵椋树幸存了下来,另一棵在大阪附近八尾市的大圣胜军寺。这棵树大约40年前就死了,但作为神龛得以保存,里面有一座雕像。这棵树背后的故事被画成歌川国芳(1797—1861)一幅木刻作品的题材,讲述了圣德太子的故事。画面的右上方的文字说明提道圣德太子躲在“椋树的褶皱里得以脱险”。

    作为天皇的儿子,圣德太子生活在6世纪末到7世纪初,以宣扬佛教、反对日本神道教而闻名。太子16岁时与物部守屋打了一仗。后者支持日本的神道教,在河内国(现在的大阪)建造了一座大城堡,手下还有20万骑兵。圣德太子当时只有250名骑兵,于是战败后就消失在那棵树前。在木刻中,树干上隐约看得见圣德太子的身影,而物部守屋的马扬起前蹄,好像在惊讶于王子的消失。传说中,椋树裂开,圣德太子才能够在树里藏身从而免于一死。为了纪念这次死里逃生,圣德太子在树的附近建造了一座寺庙。

    教堂和寺庙的柱子会让人联想到成排的树木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人们的想象中,教堂和寺庙的柱子都会让人联想到成排的树木。数以百计的中世纪教堂都雕刻了树叶和有叶子的柱头,寓意生命之树和耶西的杖。安东尼·高迪(AntoniGaudi)设计的圣家堂(SagradaFamilia),大殿中的柱子为参观者呈现出一片森林。在教堂建筑内生长的树木通常会让人联想到遗迹,例如,透纳1794年创作的作品,表现了怀河谷内的廷顿修道院。修道院的柱子和拱门上的常春藤,修道院耳堂的残垣断壁间的灌木和小树赋予整座修道院独特的美感。

    画面远处那些彬彬有礼的访客,打扰了一直在把树叶扫进前面倾斜的独轮手推车的园丁。上游几英里处有一个叫怀河畔的罗斯的小镇,那里大多数人的生计都与怀河有关:他们用船只载着游客沿怀河顺流而下,欣赏两岸如画的风景,如科威尔岩石山的峭壁和悬木,位于古德里奇和切普斯托的两座城堡,还有草木葱郁的廷顿修道院。在罗斯,一些榆树因为生长在镇上的教堂里而闻名。律师约翰·凯尔(1637—1724)因其善举而闻名,曾被当地人视为“罗斯的英雄”。他为当地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为小镇建造供水管道,还在教堂附近布置了一个可以欣赏怀河美景的花园,并将之捐赠给小镇。他在教堂墓地里种了一批榆树,其中几棵活到了1974年,直到一场榆树病和一场风暴将它们全部摧毁。

    罗斯教堂中生长的榆树,约1930年,明信片。

    相传,“几年前,一个不虔诚的教区牧师砍掉了一些生长在教堂墓地里约翰·凯尔所钟爱的榆树”。“好像决心要表达对种植者的爱意似的,一些树根吐出了嫩芽,嫩芽穿透教堂的墙壁,在他曾经坐过的座位上长出来”。当地人“似乎把这些树视为某种神迹”。这些树经过修剪,没有长到屋顶那么高,但在19世纪下半叶就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枯死的树干被保留了下来,布满了爬山虎。但它们最终还是败给了木蛀虫,于是取而代之的是铁制的支撑物,现在还可以看到。

    现存最完整的16世纪彩色玻璃镶嵌画可以在特鲁瓦(Troyes)找到。例如,在圣马德琳教堂有一幅表现耶稣世系精美的彩色玻璃作品。圣旁塔莱翁教堂的窗户描绘了大约1530年的一个关于制造十字架的木头的故事。画面中有一个天使交给亚当之子塞特一根树枝,而塞特把这根树枝插在其父的坟墓上。在英国,玻璃彩绘在宗教改革的那几个世纪里被破坏殆尽。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中世纪教堂被重建时,彩色玻璃的制作有了一个巨大的复兴。赫里福德郡帕特利(Putley)小教区的教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建筑师托马斯·布拉希尔在19世纪70年代为约翰·赖利重建。此人在约克郡依靠纺织业发了大财,还在自己的庄园里种植了许多异国情调的树木。新制作的彩绘玻璃窗中有一幅是由伦敦摄政街的约翰·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贝尔设计的。这扇彩绘玻璃窗描绘了一棵古老的橡树,有着不同色调的绿色树叶和金色的橡子。

    悲情而忧郁的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来自一个温和的新教家庭,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长大。此地当时处于瑞典的统治之下。从哥本哈根艺术学校毕业(1794—1798)后,他定居在德累斯顿。那里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格奥尔格·冯·哈登贝格,也就是诺瓦利斯,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被浪漫化。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重新找到最初的意义”,并且日常的每个瞬间都可以通过赋予其“神秘的外表”来取得“更高的意义”。

    弗里德里希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许多绘画作品中,树木都是至关重要的元素。他还画过许多速写,其中包括1807年4月28日创作的一幅关于冷杉树枝的精美习作。他的两幅描绘德累斯顿周围欧石南丛生的荒野的风景画——《雪中的树木和灌木》和《雪中的冷杉》,展现了他捕捉落叶树和欧洲云杉树枝上积雪的技巧。《雪中的石墓室》则描绘的是三棵古老的橡树围绕着雪中的史前石墓室。大部分较大的树枝似乎都被剪掉了,树干上残枝的断口因为覆盖着雪而更加清晰。树木和石墓室都诉说着神秘的过去,同时两者也都展现了人类的影响——无论是建造墓穴的拱顶,还是修剪树木。

    作品《橡树林中的修道院》,画面中央是一个废弃破败的修道院,周围有许多墓碑和倒下的十字架,前景是一队修士抬着一口棺材走向一个还未封土的墓穴。当这幅画第一次展出时,墓穴被解释为艺术家自己的坟墓,也有人将之与弗里德里希哥哥的去世相联系:在一次滑冰事故中,这位艺术家亲眼看到自己的哥哥在冰下溺亡。修道院位于画面中央,窗户仍保留着哥特式的窗饰,周围是8棵古老橡树的剪影。这是一派冬日的景色,树枝的细节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许多树已经被折断或砍断,但幸存者春天一到依旧会枝繁叶茂。因此有人推测,画家认为那些埋葬在墓地里的人会在耶稣再降临时复活,就像橡树一样。

    弗里德里希最直白的宗教题材绘画作品是《冬季教堂的风景》。一个跛脚的流浪者走近路边的十字路碑时,把拐杖扔在一边,倚着一块石头,在受难的基督面前祈祷。十字架被置于一小片云杉间。云杉保护着十字架,并为礼拜十字架和那棵最高大的云杉的旅行者遮风挡雨。画面的左侧是一座教堂,坐落在雾蒙蒙的幽暗中。但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从其轮廓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哥特式教堂,教堂的尖顶既模仿云杉的对称,又与之形成对比。这位艺术家就是一个例证,符合艺术史学家约瑟夫·里奥·柯尔纳所指出、诺瓦利斯所认为的:“对宗教的头脑来说,任何物体都可以是一座寺庙,就像古代的预言家们所希望的那样。”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冬季教堂的风景》,1811年,布面油画。

    伦敦出生的画家塞缪尔·帕尔默(1805—1881)自称被艺术家约翰·林内尔“从现代艺术的深渊中”拉了出来。林内尔说服他学习古典雕塑、丢勒和米开朗基罗,并把他介绍给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他加入了一群自称“古人”的艺术家,并推崇丢勒这样的北欧艺术家。对帕尔默来说,“过去属于诗人,现在属于猪”。从1825年到1835年,他在肯特郡的肖勒姆与他人共住一间小屋。在那里,他一边创作如梦如幻的自然风光,一边品尝当地的农产品、水果、坚果和苹果酒。就是在这里,帕尔默的艺术风格在几年间里变得强烈而“几近幻觉”。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水彩作品《马栗树的田园牧歌》中。一群羊正在一棵盛放的马栗树(Aesculushippocastanum)下休息,或许还伴着牧羊人轻柔的笛声。马栗树长着巨大的叶子和花朵,夺目的光亮遮盖着其所庇护的羊群身上绒毛的明暗。帕尔默后来对他的学生们说,马栗树是“你们最好利用的树木之一”。

    塞缪尔·帕尔默,《马栗树的田园牧歌》,约1831—1832年,水彩画和车厢面漆。

    有远见的艺术家、诗人大卫·琼斯(1894—1974),把文字和图像结合在一起进行艺术创作。这一手法曾被拿来与威廉·布莱克相提并论。虽然出生在伦敦,但琼斯有威尔士血统,曾在阿伯加文尼为埃里克·吉尔工作。他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经历的影响,以树木的生命力来反衬战争中战壕里的惨状。1916年,他在对马梅茨森林的突击中受伤。他后来回忆到,在一片死寂的无人区可以听到森林中鸟儿的啼鸣。对他来说,“全世界的森林”有着伟大的力量,“来到树林时,人们总是既带来欢乐,也带来毁灭”。

    1947年,他在一次精神崩溃后,在哈罗的一家疗养院接受治疗,他说:“我现在得试着画画了。我开始画窗外的树,这是治疗游戏的一部分”。他最具神秘主义的水彩画之一《额我略圣咏》,饱含着艺术家神圣的联想。根据琼斯的说法,“主要的出发点”是一首“拉丁文赞美诗,这首诗是我们在罗马礼中,作为耶稣受难日礼拜仪式中的一部分而唱的”。诗中提到十字架是一棵树,不过《启示录22:2》中提到的生命之树同样“肯定包含在其中”。画中的古典遗迹代表“罗马世界的崩溃”,而画面中主要的三棵树是“留在髑髅地(耶稣受难之地)”的树。艺术家提到的在画面中的其他圣物包括:复活节蜡烛,一个在中间距离的德鲁伊石圈,“当然”还有“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尤克特拉希尔……毫无疑问全都聚集在画中——所有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体”。在这幅画里,神秘主义象征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形象多变,以至于树木和树林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被各式各样的联想削弱,甚至成了视线的阻碍。

    注:本文经出版方授权选自《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

    原文作者/[英]查尔斯·沃金思

    摘编/何安安

    编辑/罗东

  • 韩国一邪教内部发生聚集性新冠病毒感染引爆当地疫情

    【中国反邪教网2021年2月14日消息,通讯员:胡婕】韩国主流媒体《韩民族日报》网站(Hani.co.kr)2021年2月11日消息,位于京畿道富川市的“永生教”信徒宿舍发生聚集性新冠病毒感染事件,从而引爆该市最新一波疫情。目前,这个自称神通广大的邪教,已在其网站公开道歉和忏悔。

    报道称,韩国京畿道富川市2月10日宣布,该市在对位于Goean区的“永生教”(VictoryAltar)和Ojeong区的一个补习班共计273名人员进行检测后,发现共有53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包括教会人员20名,补习班学生33名。这是最近富川市聚集性感染的引爆中心。

    疾病控制部门获悉,2月3日因发烧病倒的“永生教”信徒在一所补习班任教后,开始查核新冠病毒病例。据报道,病毒在“永生教”成员中迅速传播。

    富川市长张德成(JangDeog-cheon)在社交媒体上称:“‘永生教’有22名成员居住在同一宿舍,其中一位感染者在Ojeong区一所补习班任教。”

    张德成还说:“对‘永生教’的139名成员和补习班中134人的病毒检验大部分已经完成。对于有Ojeong补习班感染者参与的其他两所补习班,也进行了全员检测。”

    报道称,位于富川市Goean区的“永生教”丑闻不断,主流基督教组织将其视为邪教。

    “永生教”创始人曹熙星(ChoHee-seung)。图源:“永生教”网站

    “永生教”,又名“上帝的圣会胜利祭坛”,由曹熙星(ChoHee-seung)创办。曹熙星自称“上帝”“救世主”“胜利者”和“民间弥赛亚”等,声称信奉他者有病能愈,享受永生。

    2003年,“永生教”15名成员离奇失踪。警方调查发现,这些成员的尸体被埋在一个名叫“恩典花园”组织的地产上。

    秘密掩埋事件曝光后,“永生教”声名狼藉,曹熙星因此再次受审。此前,他因剥削工人、诈骗和非法拘禁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曹熙星和另两名教派成员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2004年8月,曹熙星在监狱关押期间死于心脏病。

    “永生教”网站上登载有曹熙星的详细生平传记。该网站称,曹熙星最初信奉基督教,朝鲜战争期间加入韩国军队,被朝鲜军队拘捕,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对他被拘一事进行过问,曹熙星于是成为第一个获释的战俘。

    该网站说,这个经历使曹熙星更加相信上帝的存在,于是入读大韩神学大学(DaehanTheologicalUniversity)。据称,“橄榄树”新兴宗教运动创始人朴泰善是曹熙星的“引路人”。曹熙星与其会面后,肺部和耳朵方面的疾病得以治愈。直到1980年10月15日,曹熙星设法完全驱除了自己体内的恶魔,“这是他迈向拯救人类的第一步”。

    “永生教”在油管上的频道截图。原文配图

    根据“永生教”的说法,曹熙星本身就是上帝,他化身凡人从天堂降临人间拯救世人。“永生教”称,在完全克服了自身罪恶并获取像上帝(或佛陀)那样的永恒生命后,曹熙星创办了“永生教”(胜利祭坛)。

    “永生教”还称,在聚会礼拜期间,闪闪发光的“圣露”落在了该教会成员身上。该教会还将据称是显示这种神物(圣露)的一些照片发布在网站上。

    “永生教”声称上图右侧的灰雾是“圣露”。原文配图

    据“永生教”称,那些蒙受“圣露”恩典的人,疾病已经痊愈。据说,这些病人腐化且受到污染的血液,通过肠子的运动排出,从而清洁了血液,让身体恢复年轻。部分“永生教”成员甚至认为曹熙星至今仍旧活在世上。

    2月10日,“永生教”在其网站就聚集性新冠病毒感染发表道歉声明。

  • 不止荒唐,韩国“邪教”还比你想象中能赚钱

    作为中国以外首个爆发新冠疫情密集性社区传播的国家,韩国如今在“抗疫”方面已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但这场疫情,也让人们关注到了一个特殊存在,新天地教会。韩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11日,超六成感染者与这个宗教组织有关。

    就在韩国疫情出现缓和迹象时,有个叫恩典之河的宗教组织,又爆发了群体性感染。这个宗教组织教众聚会时,组织成员担心大家互相感染,用一个喷壶,逐一往教众嘴中喷射盐水。这并不能消毒,反而因为喷嘴没有妥善消毒,成为病毒传播的“利器”。

    在这场疫情传播中,韩国这些宗教组织的“奇葩”行为,令人们印象深刻。在韩国,类似的宗教组织,还有很多。关于韩国宗教门派数量,有不同说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曾引述韩国有关资料表明,到2002年末韩国有各种宗教团体324个;2016年《环球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则称,19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出现的成规模、有名可考的宗教达到了900多种。不同宗教,会有多个教会组织,《教会复兴运动》一书记载,韩国有教会6万个。很多人因此称韩国为“宗教博物馆”或者“宗教百货商店”。

    虽然这些宗教,并非都是“邪教”,韩国官方也无“邪教”定义,更客观的说法应该称之为“新兴宗教”,但鱼龙混杂,总是有很多宗教组织和“新天地教会”一样,透露着稀奇古怪的邪魅气息。

    于是,你可能会有同样疑问:韩国,这个我们最熟悉的邻居,为何成为一个“邪教”遍地走的国家?

    2013年8月24日,韩国统一教会创始人文鲜明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新华社图)

    01.“东学道”与甲午战争

    新天地教会,虽然打着上帝的幌子,其实是典型的“假基督教”。

    事实上当今韩国绝大多数“新兴宗教”,或多或少借鉴了基督教的框架和形式,尤其引入了基督教对“天父天兄”的崇拜。

    “天父天兄”是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和东亚一些国家对上帝、耶稣的称谓之一,清末,中国也有一个新兴宗教用过这种说法,就是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当时洪秀全把基督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创立该宗教。

    不过,韩国“新兴宗教”最早开始兴旺发达,并不是从基督教开始的,而是“假本土宗教”。

    19世纪末,随着西方殖民者和新兴日本势力相继染指,朝鲜半岛传统社会弥漫着不安情绪。一些民间活动人士试图假托源自中国、但在半岛传播中早已被塞入许多“土特产”的儒教和道教,凝聚成一股力量,挑战“两班”(贵族)权威、争取政治话语权。

    最初这种“假本土宗教”相对温和,“教主”以“智者”或“生仙”自居,借用大量儒教、道教术语吸引文化程度低下的底层民众,借以敛财或达到其它目的。代表性教派包括,伪托儒教的崔济愚“东学”、伪托道教的金一夫“正易学”,和鼓吹“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姜一淳“天地公学”等。

    2017年6月4日,韩国堤川市,萨满法师Cheonsindangju正和弟子们为一名女子“驱魔”。(东方IC图)

    朝鲜有个农民起义领袖叫全琫准,因个子矮小,被人称为“绿豆将军”。1894年,全琫准将“东学”发展为带有政治、军事色彩的“东学道”,发动反对日本势力、挑战王权的武装斗争,史称“东学道事件”。

    当时朝鲜政权统治者为李氏家族,因此也称为“李氏朝鲜”。遭遇“东学道”危机后,朝鲜王朝向宗主国清朝求助。与此同时,日本也借机出兵朝鲜。清日关系紧张,最终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东亚格局巨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急转直下,而日本则跻身强国之列。

    朝鲜逐步被日本控制,东学道也在这次惊人变局中被碾得粉碎。

    自此直至1945年日占时代结束,朝鲜半岛先后涌现出一百多个“新兴宗教”,绝大多数打着儒教、道教或佛教旗号,或多或少参与了与日本占领者的斗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与此同时,它们也具有浓厚的“另类宗教”特色,比如,教主自我神圣、借用传统宗教符号并加以利己化篡改,以及“病毒式传播”和借传教敛财等。

    1948年半岛南北分治,南部成立的大韩民国从宪法高度承认了“新兴宗教”合法地位,并明文规定“政府和任何传统宗教不得轻视、排挤新兴宗教”,自此“新兴宗教”在韩国取得护身符,有恃无恐地发展壮大。

    02.“基督教包装化”

    3月2日,很多韩国人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个男人戴着口罩,下跪道歉的画面。

    这个男人叫李万熙,他是新天地教会的创始人。

    宗教总是要有创始人的,新兴宗教更是如此。通俗点说,也可以叫他们为教主。

    众多韩国宗教的教主中,朴泰善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他曾号称自己看见了水与火从天而降的异象。传教时,还会为教众按摩,宣称帮他们治好了各种疑难杂症。他宣称自己是救世主,是《圣经》提到的“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之一。他创办的橄榄树教会,教众最多时候,达到200多万人。

    新天地教会的教主李万熙,就曾经是朴泰善的追随者,说不定还让他摸过头。

    战后至今,韩国“新兴宗教”,出现了和此前迥异的格局,即绝大多数教派都假托基督教,实现了所谓“基督教包装化”,曾兴盛一时的“假本土宗教”则近乎销声匿迹。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基督教虽然直至近代才开始在韩国大规模传播,但日据时代许多不满日本统治的韩国人借“西洋教”对抗日本神道教、日本佛教的同化政策。

    2012年4月22日,韩国首尔,LadyGaga首尔演唱会开幕前,当地却有不少有宗教信仰的居民抗议她的表演“有同性恋色彩和色情”。(东方IC图)

    战后,韩国倚傍美国及其盟友卵翼保护,“西化”成为时尚,西方来的基督教也因此风靡,更早传入的儒、道、佛各教则被普遍视作“老土”,迅速边缘化。“新兴宗教”生命力在于“病毒式快速传播”,当然要借鉴更时髦的“宗教外壳”作为假托。

    其次,正宗基督教各流派在传入民族、风俗、传统迥异的韩国社会之初,也刻意采取一些本土化、世俗化的传教方式。至今仍能看到李氏朝鲜后期,入韩基督教派遗留的“圣像”,里面从“天父天兄”到新旧约人物,几乎清一色韩国人的形象和服饰。

    第三,“新兴宗教”在韩国光复后,其目标调整为“争夺韩国社会话语权”和“海外拓展”。韩国民众信奉基督教比例越来越高,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信仰基督系宗教的韩国民众占比高达27.6%,韩国文体部的数据则称,自称基督徒的韩国人占韩国信教人口比例的45%,接近半数了。在这个背景下,很多新兴宗教自然也更多基于基督教来创教。

    第四,“汉江奇迹”时期,“新兴宗教”提供了大量宝贵资金,从而换取当时掌权的右翼政党、阶层的投桃报李,而全斗焕、卢泰愚统治末期,部分“新兴宗教”又押宝对立面,同样获得丰厚政治回报。上世纪末,韩国政府主张“宗教市场化”,提出“自由创教、自由信教”两原则,主观上是为了进一步摆脱军政府时代的桎梏,客观上也为“新兴宗教”泛滥提供了机会。

    03.“新兴宗教”面面观

    韩国这些复杂的宗教体系中,规模差异极大。据《韩国文化概论》,信徒多的教派,能达到1000万人,少的,十来个人也能维系一个教派。

    而且,很多教派壮大之后,还会带出更多教派。有些人从原来教派出走,另立门户;有些则分裂成不同派别。

    比如前面提到,新天地教会的教主,最早就是橄榄树教会的信众。

    接下来几讲中,我们会有一讲详细谈新天地教如何发展壮大,这里先看其他几个奇葩宗教案例。

    2018年8月27日,韩国加平郡,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在当地Cheongshim和平世界中心举行,来自多国的大约4000对新人同时结婚。这场集体婚礼由韩国统一教会组织。(东方IC图)

    统一教

    这个宗教全称“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1954年由文鲜明创办,最初名为“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

    文鲜明自称16岁复活节“亲见耶稣降世”,并委托其完成“救赎世人之未竟事业”,他将这些理论编纂为“八部文本”,将之提到和《旧约》《新约》鼎足而三的地位,其中最长的《天圣经》超过1000页,篇幅最多的《文鲜明选集》居然有1200多部,而最短的《家庭誓盟》仅八句。

    文鲜明是韩国“新兴宗教”中公认最擅长海外传播的,教派创立之初就在日本大肆传教,至上世纪90年代,号称在世界180个国家建立分支,在美国、加拿大更风靡一时。

    全盛时期,文建立了不亚于韩国各大财阀的天安财团,拥有亚冠级别的足球俱乐部“天马一和”,两次发起并赞助主办了“世界宗教大会”,自己则以“政商名流”的主流形象招摇过市。他不仅被包装为“大善人”,还被奉为“集体婚礼灵感的发明者”。

    进入21世纪,文鲜明自我神圣并借此敛财、借助信众的力量掩护非法经营、借“集体婚礼”大搞拉郎配——在宗教集会上当场指定婚姻对象,其中大多数人互不相识甚至语言不通,而教中骨干则借此渔色、营私。伴随着这些劣迹不断曝光,统一教和文鲜明从巅峰跌落。

    摄理教

    原名耶稣晨星会,创始人郑明析,始创于1978年,起名的灵感来自郑明析拼音缩写(JMS,和耶稣晨星会JesusMorningStar完全一样)。

    郑明析自称在忠清南道锦山郡珍山面石幕里月明洞“得道”,“能与耶稣直接沟通,并受其培养”,最初加入统一教并担任要职,1981年就以MS宣道会名义自立门户,宣称自己的“指示”是和《旧约》、《新约》地位相等的“真约”,且“三约相互矛盾时以‘真约’为准”。他要求信徒无条件服从、膜拜自己,并特别热衷于在高中、大学女生中传播。

    1999年,郑明析被受害人举报性侵女信徒,随后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他被迫隐居并秘密逃亡国外,教会名称改为“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实际上仍受他遥控。2007年他在中国大连被中国警方逮捕,第二年引渡回韩国,后被判刑10年,但其教派仍继续公开活动。

    该教派在韩国以外以日本、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信徒最多,但自郑明析入狱后,该教以“基督教教派”名目在欧美澳等地传播,许多当地信徒并不知道该教派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派。

    万民中央教会

    李载禄1982年创办的万民中央教会和其它“新兴宗教”不同,该教派自传播之始就主要通过电视、网络传播,传播速度号称“天下第一”。2008年,李载禄宣称在全球范围内有12万信徒,其在韩国拥有的分支数是“新兴教派”中最多的,而在海外则号称有9000个以上的分支。

    该教派大多数典籍、教义和正统基督教派无异,但强调“更多与主的沟通”,每周密集安排很多宗教仪式,并在线督促信徒信守,此外,则是突出李载禄个人的权威和“神力”,以及不断要求信徒“向神奉献”。

    和其它“新兴宗教”不同,该教派在很长时间里并未被正统基督教会排斥,但2018年,李载禄涉嫌性侵8名女信徒丑闻曝光,他被一审判处15年徒刑,因此声名大损。

    他的信徒多次宣称“只要入会,白血病、艾滋病就能不医自愈”,这种“神迹”来源于“李载禄的祈祷”,自然也引发不少非议。他曾声称将建造世界最大的教堂,但如今已很少被提起。

    2014年,韩国基督教大韩监理会第31次总会曾将新天地教、统一教、天尊会、世界以赛亚福音宣教会、基督教福音宣教会等9个韩国“新兴宗教”列入“异端”。但这是站在正统基督教角度,以“是否篡改基督教义”为标准判定的,存在很大争议性(如“万民中央教会”被排除在外,而许多学者则指出,不少被认为是“本土化韩国基督教”的教派,在做派上也带有浓厚的“邪教”色彩)。

    04.邪教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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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宗教教主很可能会说,宗教。

    把宗教视为一种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已经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挪威经济学家TorkelBrekke就写了一本《信仰经济学》。日本历史学者宇山卓荣也有一本《神的经济学》。

    这个问题,在韩国也非常明显。根据大韩律师协会2012年的统计,韩国共有36.5万名宗教教职人员,每年收到信徒捐赠约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30亿元)。目前没看到最新数据,想必会更大。

    也因此,敛财,成为很多韩国“邪教”最常见的目的。

    虽然韩国政府拒绝认定任何“新兴宗教”为“邪教”,但现实中,很多宗教仍然有着信仰之外的诸多共性。

    ●崇拜教主

    “新兴宗教”普遍借用传统宗教(战前是儒道佛,战后则是基督教)的经典、框架、崇拜对象,以减少传教(尤其在陌生环境传教)的阻力,但无一例外巧妙掺入“教主崇拜”内容,极力渲染教主本人的“神迹”,要求信众膜拜和无条件服从教主,并将教主言论、著作抬高到和《新旧约全书》相等的权威地位,且“以新启示为准”,实际上等于变相用“教主崇拜”置换了“上帝崇拜”。

    ●病毒营销

    “新兴宗教”能否“发家致富”,取决于信徒基数和信徒、分支发展速度的快慢,因此所有“新兴宗教”都不遗余力、绞尽脑汁开拓新“市场”,发展新会众,且推出许多花样翻新的“套路”,如“流行歌曲填词圣歌”。这种如今在许多教会流行的做法,是韩国“新兴宗教”的“原创”。

    “聚餐拢人”也是韩国“新兴宗教”的“看家法宝”,几乎每种“新兴宗教”都会要求女信徒“乐于在厨房服侍”,有些“新兴宗教”为了吸引更多新教徒,甚至每周举行四次聚餐(传统上只举行一次、至多两次)。

    在北美,一些韩国“新兴教会”每天都鼓励信徒挨家挨户敲门传教,递送宣传单页,邀请陌生人“参加聚餐”“分享福音”,以至于许多北美社区总结出“敲门传教的就是‘邪教’”的心得。“新兴宗教”还热衷于在海外、尤其海外危险地区传教,目的同样是“开拓市场”。

    ●贡献钱财

    “新兴宗教”热衷传教的动力,是扩大“营销基数”,因此名目繁多的聚会、活动,最终无一例外归于“要求贡献”的“主题”,曾有北美华人将在当地传播的韩国“新兴宗教”先吹拉弹唱、而后发单子讨钱的做法,比拟为侯宝林先生传统相声《三棒鼓》里那个唱一句戏文就敲三棒鼓、敲一次三棒鼓就要一回钱的江湖艺人。

    ●结交权贵

    在财阀当道、政党对立二元化的当代韩国,“新兴宗教”一旦发展壮大,就会以各种形式结交权贵,并利用从信众中获得的巨额财富发展各种“白道”经营,让自己“社团化”“政党化”“财阀化”,昔日的统一教、此次陡然走红的新天地教,都是个中翘楚。

    ●重视仪式

    “新兴宗教”普遍重视仪式、程式和符号,这一方面是“洗脑”并控制信徒的必需,另一方面也便于“营销推广”,文鲜明热衷足球俱乐部并屡屡主办世界宗教大会、李载禄要盖世界最大教堂,目的都不外乎此。

    尽管新天地教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激怒了广大韩国民众,一些人怒斥其为“邪教”,甚至发出“法办”“取缔”的呼声,但滋生土壤“酸碱度”不发生质变,即便新天地教像统一教那样,成为又一朵明日黄花,也仍然会有新的教派、“教主”应运而生。

    撰文|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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