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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棹》第1-5集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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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辉：三次装裱五次进宫的《千里江山图》卷
余辉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本期话题】“千里江山”：谁的“江山”？
策划：李振伟颜培大李腾
编者按：近日，故宫展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观者如潮。关于《千里江山图》，历来评述的着力点都围绕在年仅18岁的天才画家希孟身上。例如，清代收藏家宋荦断言王希孟完成此图后，20余岁即殒命。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杨新早在1979年第二期《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关于〈千里江山图〉》一文，对宋荦的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件作品并未有画家款识，只是在卷后蔡京跋文中提到作者“希孟”，至于其姓氏，并未提及，而现有的文献也并未有关于“希孟”的记述，宋荦关于“希孟”生平的记述至少应该存疑。近期，艺术史家曹星原的一篇文章《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故宫新刊物《展记》2017年十月号，总第一期），再次引发了关于《千里江山图》和对于作者“王希孟”的质疑。文章分别从北宋蔡京跋文绢幅的质地、尺寸和损坏程度与画芯的差别，作品描绘手法水平的“参差”状况，元李溥光跋文内容与画面的“矛盾”，以及清乾隆“三希堂精鉴玺”盖压在宋代玺印“缉熙殿宝”之上的特殊情况等问题一一剖析，最后认为是清代的书画收藏家梁清标将一幅“并不高明”的古代无名画作与蔡京题跋、李溥光题跋组装而成的作品，“希孟及其画作都是为帝王而存在的，他是王之希孟”。至此，本来被认为是北宋时期的精品力作，陡然降格为后世藏家的“大拼盘”。当然，此观点并不能得到全部学者的认同。对于同一个作品，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到底是画有问题，还是方法有问题？本期时评，特以“‘千里江山’：谁的‘江山’？”为主题，邀请相关专家以不同研究方法，多角度论述“千里江山”的来龙去脉。
三次装裱五次进宫的《千里江山图》卷
□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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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卷的递藏信息基本上接近完整，可证明该图的确出自于北宋青年画家王希孟之手。该卷经历了3次装裱和5次进宫的复杂经历，特别是后两次装裱都进行了修复。
1113年，徽宗收下王希孟呈献的《千里江山图》，第一次装裱必定近似“宣和装”，蔡京获赐此图并在前隔水写了题记。
画幅的卷首、卷尾和蔡京题均有伤痕，往中间就渐渐没有了，这是诸多观画者在千百次不规范操作，即用手指抓挠两头开合手卷造成的。这些不可能是蔡京留下的，他不至于要如此欣赏一个晚辈的画。
谁在反复阅览该图呢？
蔡京在跋文里记下了徽宗的圣旨：“天下士在作之而已”，意即天下的能人应该干大事。徽宗一方面称颂王希孟，另一方面要蔡京去“作之”，即推广该图的画法，要求宫里年轻画家学仿该图的青绿画法。该图曾长期辗转在宫廷年轻画家的手里，弄得卷首卷尾两头破损严重，这些是无言的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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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年，钦宗废黜蔡京，意味着其财产要被查抄，《千里江山图》又回到了内府。
金灭北宋，劫走了北宋御府所藏的书画、图籍和珍玩等，其中也包括该图。
在该图的卷尾上部有一长方朱文印，印文是“寿国公图书印”（白文），最近吕晓女士在台湾学者王耀庭先生研究金代印章的基础上，撰文确认这是金代尚书右丞相高汝砺的收藏印，他于1220年被赐予“寿国公”，死于1224年，该印一定是在这4年之间加钤到《千里江山图》卷上的，显然当时他是该图的主人。
高汝砺在1224年离世之后，该图传到了南宋，被理宗赵昀收藏，是为第三次进宫。
此时的卷首、卷尾已经被北宋末至金代的观赏者抓挠得相当疲软了，前隔水上下两头很可能脱裱、脱丝严重，理宗敕令重裱和修复这幅超长卷，在卷首钤印“缉熙殿宝”（朱文），这么一来，在卷首和卷尾分别钤有宋金藏印，该卷的两头基本上是完整的，不太会出现大段被切割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前后裱换上了新材料，蔡题被移到了卷尾，变成了跋文。
其依据有三：
一、蔡题上的疲损裂痕与卷首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同时受损，由于前隔水用绢的材质不及画幅，加上它位于前部，受损的程度会更高，蔡题已经疲软至极。
二、蔡题的右侧有一方圆形朱文骑缝章，另一半在引首上，使用印泥似宋代水蜜印，与单国霖、单国强和凌利中先生探讨，像“沐”字，尚有另一半在前面的引首上，被切割。
三、蔡题多处提及徽宗对王希孟和该图的评价，若题在卷尾是大不敬的，加上蔡京年长希孟51岁，题于卷首，合情合理。蔡京对徽宗的画是题在卷尾，如蔡京在徽宗《雪江归棹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的后隔水题写的跋文，恭敬地写下了他的观感。
蔡题被换位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京师六贼”遭到了南宋社会的唾弃，据元初周密《思陵书画记》载：“古书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定验。别行撰写名作画目，进呈取旨。”他的《齐东野语》卷六补充道：“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
连徽宗御笔都要被裁去，更何况“前辈品题”了，实际上就是“京师六贼”的题跋。
理宗若裁去蔡题，该图等于没有“户口”了，他不得不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将蔡题移到卷尾，开卷时就不会那么刺目。蔡题的破损显然与卷尾的纹理没有衔接关系，它们本不是一体，曹星原女士在《展记》里撰文认为它是从别处移来的观点是对的，但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楚它究竟是从何处移来的、谁移的、为什么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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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灭南宋后，该卷被大都（今北京）高僧溥光收藏了。
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早年出家为僧，主要活动于至元到皇庆年间（1264—1313），擅长书法，尤其是牌匾大字，经赵孟頫推荐，大概于1298年入宫。
需要解释的是，溥光款署：“大德七年（1303）……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钤印“雪庵”（朱文）和“溥光”（白文），另有两个印痕似花押。清代黄本骥《跋溥光书万安寺茶榜》说他在“至大初（1308—1311）授昭文馆大学士”（苏显双查出刊于清吴荣光《辛丑消夏记》卷四），此乃虚职。
据凌利中先生提示，溥光在传为唐代韩滉《丰稔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后书有跋文，经比对，其书写习惯和笔性书风实为一人，恰如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所云：“溥光小字亦有格力”。那么溥跋即为原始的第一手文献，清人黄本骥所录是传抄文献，会有误，溥光任职昭文馆大学士的时间也许要提前5年。
阅读宋元跋文应进入当时的语境。溥光说这件“布置宏远”的“巧密”之作是“丹青小景”，此系宋人尤其是北方画家对江南图景的称法，还有“江南画”等别称，如李唐在北宋所作的一幅江山全景之图，在当时即被定名为《江山小景图》卷（49.7厘米×186.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溥光自“志学之岁”（15岁）第一次“获观”是图，到书跋为止已经“百过”，很显然，该图起初不属于他，后来收入囊中，不然哪有百余次的观赏之便？按照佛教“四大皆空”的戒律，僧人不得炫耀财富，僧人圆寂后，其财产悉数归寺庙所有。
所以僧人大多不在题跋里记录购买书画的细节和心情，尤其是像溥光这样的高僧，在他圆寂后，该图极可能归于大都某个寺庙，成为庙产。
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该图难以在收藏领域里流通。也许这可以澄清此图在溥光之后300余年无收藏信息的背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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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明末清初，该图为收藏家梁清标所有，杨新先生认为，梁清标“自题了外签，又在本幅及前后隔水、接纸上盖有梁氏收藏印多方”，显然梁清标对该图进行了第三次装裱，其题签为：“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溥跋是书写在两张信札上，最后落款在第二张纸上，其字迹均为一人所书，笔迹有明显的渗化现象，这在裱好的拖尾上是不可能出现的，溥跋原来多半是夹在画卷里面，梁清标重裱时，将它裱在蔡题之后，并裁去溥跋余纸，因此留下了两张纸之间的接缝。
清初关于希孟姓王及早亡的信息虽然上距北宋500年，但未必全是空穴来风，王希孟画完此图后，尽管宫里出现了一些青绿山水，但没有一幅画属于希孟的风格，也没有一句关于他的文献。
清初宋荦在《论画绝句》里提到“王希孟……作设色山水……未几死，年二十余”，吕晓女士考证清初顾复的《平生壮观》作于宋荦《论画绝句》之前，前者记载了当时北京画商王济之所言：“王希孟……曾作青绿山水一卷。”
加上梁清标的题签，三说一致，希孟姓王就不是孤证了，顾、宋对该图的名称说得都比较抽象，显然当时梁清标还没有重裱此图和冠名。
该图处在旧裱（宋裱）状况时，必定有旧题签，上面会有作者的姓名和半抽象的图名，按宋人的习惯，会称之为“王希孟设色山水图”。古人有时会在外包首题签的图名之下，补上几行小字，记录该画家生平中最重要的事件，如宠遇、职官、卒年等。
笔者推测：清初说到希孟的姓氏和早卒的信息会不会出现在这里？否则，正如故宫专家肖燕翼先生所言，宋荦这样身份的人不可能编出这种毫无意义的谎话去帮助制假，他毕竟是康熙帝誉为的“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王希孟早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还需要作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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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皆知，梁清标的许多藏品是在他死后流到清内府的，该图何时四进宫，尚不得知，但至少是在《石渠宝笈》初编完成的1745年之前。
1923年，该图被溥仪盗出，20世纪50年代初被文物商靳伯声在琉璃厂所得，后移交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今国家文物局），1953年拨交故宫博物院，这是《千里江山图》第五次进宫，最终结束了它的颠沛之旅。■
《千里江山图》全图赏析（请横屏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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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买一幅画，卖了弓弦胡同的豪宅——记张伯驹收藏二三事
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张恩岭
张伯驹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最广、最响亮、最活灵活现的，除了他的婚姻爱情以外，莫过于他的收藏了。可以这么说，他在收藏界的名声和故事，超过了他的婚姻传奇，也掩盖了他在诗词、戏剧和书画方面的成就。
一提起张伯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大收藏家身份。在文化圈还流行这样一句话：“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今年是张伯驹逝世40周年，回顾他的收藏经历，有助于了解那些珍贵书画的流传轨迹，以及在战乱年代，爱国之士为保护珍贵的文物所付出的心血。
晚年
自号“丛碧”喜收藏
张伯驹文物收藏的生涯始于1927年，他正好30岁。这年夏天，张伯驹徜徉于
从此，他自号“丛碧”（有人认为是字“丛碧”），自命宅院为“丛碧山房”。这丛碧山房就是张伯驹所住的北京弓弦胡同1号院的一个院落，是其父
张伯驹在收藏界起步虽晚，起点却高，底子也厚。同时，历史也为张伯驹提供了机遇。细数张伯驹收藏的珍贵书画，
《王蜀宫妓图》轴，明，唐寅
《自书诗》卷（局部）宋蔡襄故宫博物院藏
细数下来，张伯驹的一生共收藏了多少文物呢？他将自己从1932年到1960年间收藏的书画记录到《丛碧书画录》一书中，这是张伯驹一生所藏精品书画的总目，成书时间在1960年前后。据该书记载，张伯驹1960年以前共收藏有书画117件。其中唐代以前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宋元及之前的藏品共30件，约占其所有藏品的四分之一。但《丛碧书画录》所列作品还不是张伯驹一生所藏有的作品总量。因为他在该书中提到：“
三求《平复帖》终如愿
收藏《平复帖》的经过，成了张伯驹收藏故事的经典和传奇。这件事还得从唐代
《照夜白图》（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原为
其实，《照夜白图》是溥儒通过老太监卫福海及其义子开的“宝云阁”画铺，再通过白坚甫的手，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又转卖给英国古董商人的。
有了前车之鉴，张伯驹担心溥儒收藏的另一件国宝，即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再落入外国人之手，便下决心收购这一珍品。
张伯驹最早是在1936年见到《平复帖》的。在那一年，湖北省遭遇洪水灾害，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在这次展览会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平复帖》。这可是《平复帖》诞生170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展出啊，所以在文化界、书画界引起巨大的轰动。
《平复帖》卷，晋，陆机书，1956年张伯驹夫妇将此帖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藏
展览会后，张伯驹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20万来。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作罢。次年，也就是1937年初，张伯驹又托
1937年夏，北平爆发了
傅增湘喜爱收藏古书，因为与张伯驹有着共同的爱好，所以二人成了忘年好友。就在这次相遇中，傅增湘告诉了张伯驹一个惊人的消息，溥儒的母亲项夫人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亡母办丧事，他准备出售《平复帖》。
不料，张伯驹听了以后反倒面露为难之色。他说：“《平复帖》我两次相求，他都不肯割爱，现在正遇母丧，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点……”
“我知道您的意思，怕人说你乘人之危，我看不必顾虑，我去和溥儒说。”傅增湘表示要促成这件事。
回到北平第二天，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来了。
“溥儒要价4万，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还是一次
按照傅增湘的意思，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元，请傅增湘送去，其余2万元分两个月付清。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平复帖》，其心情的快乐与感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本来，收藏者的快乐就是出自喜欢和热爱，为藏品尝尽酸甜苦辣而无怨无悔。收藏者最欣慰的就是在玩赏中品味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达到与先人的沟通。
说实在的，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过程，并不十分复杂，也没有过分的惊险，令人敬佩的则是张伯驹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他收藏《平复帖》的初心和后来毅然捐出《平复帖》的壮举，这才是“三求平复帖”故事广为流传的真正原因。
舍弃豪宅只为购画
张伯驹收购《游春图》的过程，是一个最富吸引力和传奇性的故事。《游春图》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主要因为《游春图》命运的曲折与巨大的价值以及张伯驹为收藏该图而不惜出卖心爱的房产，几近倾家荡产。更重要的是，张伯驹在收购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比金子还要可贵的人品以及慨然把《游春图》转让给故宫博物院的大公无私的民族情怀。
《游春图》卷，隋，展子虔作故宫博物院藏
展子虔擅画山水画。《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春伪满皇宫一片混乱，在“小白楼”中剩下的1000多件书画也被偷盗和肆意抢劫。这些流散出去的珍贵书画于1946年初开始在东北市场出现，这就是被文物商们俗称的“东北货”。
在记述张伯驹收购《游春图》过程的文章中，大多说是琉璃厂玉池山房的马霁川最早从东北收购了一批流落在民间的清宫藏品，其中就有《游春图》。而马霁川欲将一些平常之作或者伪迹卖给故宫，把一些真迹和精品售于上海，以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张伯驹在得知了马霁川将要倒卖《游春图》的消息后，异常着急，唯恐此重要国宝被转手售出外国。于是，他与马霁川相商收购，不料马霁川狮子大开口，索价黄金800两。那时的张伯驹由于之前的大量购藏，已经没有太多的钱来购买《游春图》。于是，他赶忙找到于思泊，两人一同到故宫博物院找院长
最早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的是马霁川的长女马淑一，她认为不应歪曲人物形象，毁人名誉。后来，当年代表文物商直接与张伯驹进行交易的李卓卿先生写下了“书证材料”，交易中间人马宝山先生的儿子马国庆先生也澄清了是非。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6年初，故宫散失书画开始在东北出现，北京琉璃厂墨宝斋的穆蟠忱、玉池山房的马霁川和文珍斋的冯湛如等6人合作从长春购得《游春图》。所以，《游春图》为6家所共有，作为股东之一的马霁川并没有擅自出售的权力。
张伯驹知道了《游春图》的事情后，就力主故宫博物院回收，在故宫博物院表示无力回收后，才决定自己收购，他的初心当然就是“予所收蓄，永存吾土”的民族情怀。张伯驹委托的交易中间人是马宝山，而《游春图》所有者的文物商们，又推出李卓卿为卖方代表，马霁川实际上就没有参与《游春图》的售卖过程。
李卓卿和张伯驹最后谈妥的价格是黄金200两。200两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张伯驹因资金紧缺，手头拮据，只好忍痛卖掉了“丛碧山房”。这套占地15亩的住宅古朴典雅，价值不菲，却为了一幅画而售出。
成交之日，马宝山请张伯驹和李卓卿同到自己家中，张伯驹带的黄金成色只有足金130两。于是，由马宝山作保，李卓卿亲手将《游春图》卷交与张伯驹，后经几次补交，到不足170两时，时局大变，双方已无暇顾及欠款之事。
那么，马霁川在出售《游春图》的过程中，和张伯驹有无交集呢？张伯驹先生在《隋·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曾说：“余闻之，亟走询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乃与
张伯驹为什么会说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呢？其实并不难理解，马霁川毕竟是6个股东之一，张伯驹虽然托了马宝山，但还是有机会遇上马霁川的。至于马霁川是否索价800两，即使有，也符合商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潜规则。正如当年溥儒先生据有《平复帖》，曾两次向张伯驹索价20万一样，最后还不是以4万成交？
至于张伯驹说“须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这是个预防性措施，并不能说马霁川就有了想把此画出卖给外国人的企图和行为。
后续故事更感人
1949年初，
到了1956年，新中国正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张伯驹毅然将《平复帖》《张好好诗》卷等多件古代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撰文表示，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
1970年，距张伯驹购买《游春图》已过去了25年。世事沧桑，张伯驹也从长春回到了北京，当时他没有工作、没有户口，生活困难。按一般情理来说，张伯驹也早该忘记购买《游春图》尚欠30两黄金的事情了，更何况《游春图》早已归故宫博物院了。可张伯驹心地善良，为人诚实而耿直，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只是没有条件处理此事而已。
张伯驹（右二）与马宝山（左二）合影
一天，张伯驹上街，偶然遇见了马宝山，真是喜出望外。两人叙起话来，都有恍如隔世之感。说话间，张伯驹又问起马宝山：“宝山老弟，我买《游春图》那事，还欠人家30两黄金呢，25年了，你看咋办啊？”马宝山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扑哧一声，边笑边说：“伯驹老兄啊，你啊你，真是实在啊，但世道变了……这事全完了。”说完，二人都大笑起来。于是，张伯驹把马宝山请回家中，下起围棋，张伯驹的夫人
饭后，张伯驹挥笔题了一联：宝盖妨花风不舞；山高对雪两同寒。
时间过得真快，1979年，张伯驹82岁了，马宝山也已68岁。这一年，两人再次相聚。张伯驹又即兴为马宝山题写了嵌名联：宝剑只宜酬烈士；山珍合应供饕夫。书毕，张伯驹郑重落款：中州张伯驹时年八十又二。又钤雅章一枚。
后来，有人见到了张伯驹为马宝山作的这两副嵌名联，曾感叹地说道，伯驹先生善作嵌名联，但为一人先后作两副者，恐怕不多，由此可见两位先生交情不浅啊！
谁也没有料到，张伯驹作了这副联语后仅三年，便溘然去世了。马宝山闻之，不胜悲痛。1992年初，在张伯驹逝世10周年之时，马宝山又想起与伯驹交往之逸事，便写了《张伯驹与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以作纪念。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到张伯驹先生的诚信是多么的感人，诚信是金，张伯驹先生的人品更比金还贵。
今天，当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安静地欣赏着《游春图》等珍贵的中华文物时，也让我们以一片感恩之情真挚地缅怀伟大的收藏家张伯驹，也要感谢文物商人中的爱国者，因为他们为中华文物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