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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将展张伯驹所捐《平复帖》等国宝,单霁翔称一直感念于心_文徵明行书欣赏《咏花诗》

作者:投稿 时间:2025-01-09
  • 故宫将展张伯驹所捐《平复帖》等国宝,单霁翔称一直感念于心

    “澎湃新闻”获悉,故宫博物院筹备甚久的“张伯驹捐献文物精品展”或将在今春展出。

    张伯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他收藏中国古代书画,最初是出于爱好,后来则是为了保护重要文物不外流。为了收购晋代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等,不惜花费重金,变卖家产,甚至四处借贷。1956年,张伯驹与夫人潘素从30年的收藏中选出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等8件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国家特颁发“褒奖状”给张伯驹夫妇,表彰其对文物保护与捐献的卓著贡献。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此前曾专门撰文表示,对于张伯驹的贡献,故宫博物院一直感念于心。自1998年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及相关机构陆续推出了系列纪念活动,以深切缅怀其高尚的品格,纪念其化私为公的奉献精神和对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故宫博物院将永远铭记这位一生为国宝永存神州,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传奇人物。

    年轻时的张伯驹及夫人潘素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工诗词书画,对戏剧亦有研究,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毕业后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任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62—1966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197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张伯驹早年即喜收藏,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藏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藏品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

    如晋代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其余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宋代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我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这其中,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道服赞》、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古代法书精品是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赠国家的,国家文物局后调拨故宫博物院;隋·展子虔《游春图》、宋代赵佶《雪江归棹图》、明代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是张伯驹让与国家,国家文物局收购后陆续调拨故宫博物院的;唐·李白《上阳台帖》则系张伯驹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曾收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

    唐李白《上阳台帖》故宫博物院馆藏

    这其中,关于《平复帖》和《游春图》的收购,张伯驹最为庆幸与得意。《平复帖》入手后,遂把自己的书房唤做“平复堂”;而得到《游春图》后,自己便号为“游春主人”。当然,为此也留下了惊心动魄的故事。

    三购《平复帖》

    《平复帖》是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参观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时遇到的,这件作品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草书,古朴之貌,实为传世书法所未有。前有白绢墨笔题签,笔法风格与《万岁通天帖》中每家帖前小字标题相似,显然这是唐人所题。唐人题签旁边又有宋徽宗用泥金所书的瘦金体题签,下押双龙小玺。另外画面上有“宣和”、“政和”等历代的收藏印记。

    西晋陆机《平复帖》故宫博物院馆藏

    张伯驹可谓一见倾心,然后便托古董商人韩某向《平复帖》的主人末代王孙溥儒询问转让价格。得到的回复是,溥心畬开价银元20万。当时张伯驹没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但是心有不甘。想想在这之前,溥心畬所藏的唐人韩幹画作《照夜白图》被日本人买走,而后又转手卖给了英国古董商人戴维德,自此流失海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又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

    东晋王羲之《姨母帖》辽宁省博物馆藏(《万岁通天帖》卷首)

    后来,叶恭绰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张大千、张伯驹都出席参加。此时张伯驹又请张大千向溥心畬说合,愿以六万大洋求购。但溥心畬的回复依然是要价20万,又作罢。

    1937年腊月,溥心畬母亲去世。当张伯驹得知溥心畬为母治丧急需用钱的消息后,便拜托傅增湘促成收购《平复帖》的事情。张伯驹也不想乘人之危,就表示“溥先生急用钱,我可帮助一万元,《平复帖》权当抵押之物”。没想到,溥心畬的意思是不用抵押了,直接要价四万大洋。如此三次求购,《平复帖》终于到了张伯驹手中。

    《平复帖》唐人题签与宋徽宗泥金题签

    而后,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他携家人南逃,《平复帖》被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到了上海,他仍因为自己的收藏遭到绑架,但他宁被“撕票”,也不交出国宝,僵持近8个月,夫人四处筹措了20根金条,才把他赎回来。

    在捐献《平复帖》二十二年后,张伯驹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中写到,“在昔欲阻《照夜白》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大事。而沅叔先生(傅增湘)之功,则更为不可泯没者也。”

    卖房产,留住《游春图》

    如果说《平复帖》的收得是终了张伯驹一个宿愿,那么购藏《游春图》则是他最为振奋的事情。

    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故宫博物院馆藏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画面题签为宋徽宗所书。因此,自宣和以迄元明清,流传有绪。又证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画山水,与此卷画法相同。此画民国初为北京古董商人马霁川所得。张伯驹得知后,立刻前往探询。不料,马霁川要价八百两黄金。对于这样珍贵的文物,张伯驹认为不宜私人收藏,更不能使其流失海外,应归故宫博物院。于是找到当时留守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表示故宫应该将此画买下。而得到马衡的回复是“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难以周转。”无奈之下,张伯驹自己去找马霁川,向他讲了此卷流传历史及其重要价值,并警告:“此卷不能出境,以免流失海外。”马霁川此时并不一定听张伯驹的,但也心存顾虑,不敢轻易让出此卷。后经张伯驹的好友墨宝斋主人马宝山出面洽商,最终以二百两黄金谈定。

    但1945年的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哪里还有这二百两黄金。情急之下,只好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三亩的房院出售,凑足二百二十两黄金。为什么是二百二十两?是因为在交易过程中,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对,又追加二十两黄金。但金额依然不够。最后,画卷还是归张伯驹所有,剩下的金额分期再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再支付。

    张伯驹、潘素夫妇作画

    1952年,张伯驹将展子虔的《游春图》以购买时之原价让与了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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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在诗词、书法、绘画、京剧、古琴等方面也造诣精深,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他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曾历任清末和中华民国高官,后来又担任盐业银行经理和董事长。1918年他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毕业后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任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62—1966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197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张伯驹早年即喜收藏,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藏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藏品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

    近年来,中国古代字画的拍卖市场,动辄拍出数千万甚至过亿元的“天价”。在这些传世珍品演绎的荣耀和财富传奇之外,张伯驹的名字似乎显得遥远而落寞。

    有人评价,即使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字画中,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格,都“罕有能超过1956年张伯驹无偿捐献之物”,“他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以下是部分张伯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古代书画作品。

    1.西晋陆机《平复帖》

    张伯驹花费银元4万购得西晋陆机《平复帖》故宫博物院馆藏

    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它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2.隋代展子虔《游春图》

    张伯驹220两黄金购得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故宫博物院馆藏

    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游春图》画卷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

    3.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

    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故宫博物院馆藏

    本幅无款印。引首有董其昌行书题记,后隔水有王铎跋,后幅有董其昌跋二则及袁枢跋。钤有明“典礼纪察司印”朱文半方,清卞永誉、安岐、嘉庆、宣统内府等鉴藏印记。

    此图经明代董其昌鉴定,认为是董源的真迹。作者以江南的平缓山峦为题材,取平远之景,江上有一轻舟飘来,江边的迎候者纷纷向前。中景坡脚画有大片密林,掩映着几家农舍;坡脚至江水间有数人拉网捕鱼,生机盎然。

    董源是隋唐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在中国艺术史上影响深远。他的存世真迹极少,目前国内仅有三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这件受损的《潇湘图卷》是故宫收藏的唯一一件董源真迹,属于一级甲等文物,极为珍贵。

    2008年5月,正在故宫武英殿书画馆进行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突然闭馆一天,对外宣称是因为内部装修,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其中展出的一件国宝级文物——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卷》原迹,被展柜上部的滴水淋湿,致使受损处裱纸开粘。受损部位正好在画幅核心部位的舟船上。可悲可叹!!!

    4.五代方从义《武夷山放棹图》

    五代方从义《武夷山放棹图》故宫博物院藏

    方从义,字无隅,号方壶,不芒道人,鬼谷山人等,贵溪(今江西贵溪)人。道士,居江西信州(今上饶)龙虎山上清宫。工诗文,善古隶、章草。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米芾父子,后自成一家。所作云山,大笔泼墨,苍润浑厚,取势奇险。生卒年不详。此图表现福建武夷山勝景。奇峰突起,山下层林断岸,溪涧幽深,一叶轻舟飘流游览。以草书笔法勾勒,兼以淡墨轻染,与常见水墨云山画法不同。全幅布局奇特,得武武夷九曲之险。虽自谓仿巨然笔意,但更多的是方氏自己的风格。本幅右上自识[武夷放棹]隶书四字。左方又题[敬堇签宪周公,近采蘭武夷,放棹九曲,相别一年,令人翘企。因仿巨然笔意图此,奉寄仲宣幸达之。至正已亥冬方壶寓乌石山识]。钤[方壶清隐]白文印。按已亥为公元一三五九年。曾经清安岐和清内府收藏。《大观录》、《式古堂书画汇考》、《宝迂阁书画录》著录。

    5.唐杜牧《张好好诗》

    唐杜牧《张好好诗》故宫博物院藏

    美人迟暮,难免令人唏嘘伤感。一千二百年前,唐代诗人杜牧为歌妓张好好挥笔赋诗一首,成为了我们能见到的这位著名诗人留存于世的唯一墨迹。大诗人杜牧留存于世的唯一墨迹——《张好好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张伯驹5000多大洋收之。

    《张好好诗》卷由宋徽宗赵佶题名,见于《宣和书谱》卷九,并钤有宋徽宗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后曾递藏于宋代贾似道、明代项元汴、张孝思、清代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1924年,逊帝溥仪将此卷携出宫外,流散于东北。1950年,琉璃厂论文斋老板靳伯声的弟弟在东北得到此卷,带来北京,转手持往上海。著名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得知此消息后,急托墨宝斋马保山先生追寻此卷,以免此卷流失海外。幸得上天眷顾,诗卷寻得,张伯驹先生以重金购回,内心狂喜,每晚睡觉都置于枕边,如此数日,爱不释手。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此杜牧所书《张好好诗》卷捐赠政府,珍贵文物重为故宫博物院收藏。

    6.宋范仲淹《道服赞》卷

    张伯驹花费黄金110多两购得。

    宋范仲淹《道服赞》卷故宫博物院藏

    此帖是范仲淹为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称友人制道服乃“清其意而洁其身”之举。宋代文人士大夫喜与道士交往,“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穿着道服,遂成一时风气。此卷行笔清劲瘦硬,结字方正端谨,风骨峭拔,颇具王羲之《乐毅论》遗意。时人称此帖“文醇笔劲,既美且箴。”据考证此帖作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以前。此赞经《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清河见闻表》、《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大观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初编》等书著录。刻入明文徵明《停云馆帖》、乾隆朝《三希堂法帖》等法帖。曾经宋范氏义庄,清安岐、清内府,近人张伯驹等收藏。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其捐献故宫博物院。

    7.唐李白的《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笔势较为豪放、雄浑、又含飘逸之气,倒颇符合李白诗歌风格。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及隔水上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伯驹非常喜爱此帖。李白狂放不羁,开一代浪漫主义的诗风,其书法被诗名所掩。《宣和画谱》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他的这幅墨迹诗文为:“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太白。”帖面苍劲雄伟之中,见姿媚挺秀,一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真是诗如其人,书亦如其人。

    伯驹割爱,通过统战部徐冰同志将此帖转呈毛主席,并在附信中写到:“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

    毛主席收到此帖,观赏数日,也十分爱惜,后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毛主席亲嘱中办给这位收藏家代写感谢信一封,并附寄一万元人民币。

    8.宋黄庭坚《诸上座帖》

    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故宫博物院馆藏

    北宋黄庭坚书。纸本。草书。此帖系写给其友李任道的信札,内容为介绍五代时金陵禅宗僧文益的语录。笔法圆劲,气势苍浑雄伟,学怀素而有自己风格,为晚年代表作。款署“山谷老人书”,朱文铃“山谷道人”一印。后纸有明吴宽,清梁清标题跋。《清河书画舫》、《庚子销夏记》、《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岌初编》等二十九部书著录。现藏故宫博物院。

    9.赵佶《雪江归棹图卷》

    北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故宫博物院馆藏

  • 文徵明行书欣赏《咏花诗》

    此帖为文徵明大字行书《咏花诗》,河北省博物馆藏。署款“嘉靖乙卯”为公元1555年,文徵明时年86岁书《梅花》、《桃花》、《梨花》咏花诗三首,乃其行书大字杰作。

    从结体、运笔与纵笔取势看,颇多黄庭坚遗意。字疏行宽,气韵联贯,很多字的走势、笔法及其力度,均给人老辣、遒劲之感。前人论其大字行书“如风舞琼花,泉鸣竹涧”,观此作,则此言不虚。

    【释文】

    梅花:林下仙姿缟袂轻,水边高韵玉盈盈。细香撩鬓风无赖,瘦影涵窗月有情。梦断罗浮春信远,雪消姑射晓寒清。飘零自避芳菲节,不为高楼笛里声。

    桃花:温情腻质可怜生,轻韶入粉匀?新暖透肌红沁玉,晚风吹酒淡生春。窥墙有态如含笑,背面无言古恼人。莫作寻常轻薄看,杨家姊妹是前身。

    梨花:剪水凝霜妒蝶裙,曲阑风味玉清温。粉痕露春含泪,夜色笼烟月断魂。十里香云迷短梦,谁家细雨锁重门。一樽不负清明约,洗却残妆绿满村。

    文徵明(1470年11月28日-1559年3月28日),原名壁(或作璧),字徵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因先世为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鉴藏家。

    文徵明曾学文于吴宽,学书法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生平九次参加乡试均不中。嘉靖二年(1523年),以岁贡生参加吏部考试,被授予翰林院待诏之职。嘉靖五年(1526年),文徵明辞官归乡,专事创作。[1]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文徵明去世,享年九十。其弟子私谥贞献。

    文徵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在文学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早年时光

    南京博物院藏明人绘《文徵明像》

    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11月28日),文徵明出生在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市)德庆桥西北曹家巷的一户官宦人家。[4]

    成化十年(1474年),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担任温州永嘉知县,母亲祁氏携文徵明兄弟前往文林赴任地。[3]不久,祁氏携徵明兄弟返苏州故里。[4]

    成化十二年(1476年)五月二十七,母亲祁氏去世,文徵明被抚养于里中外祖母家。

    成化十三年(1477年),8岁的文徵明还不会说话,有人怀疑他是个白痴,但父亲文林却很看重他,认为他会大器晚成。[4]

    成化十六年(1480年),11岁的文徵明开始会说话,于是就读外塾。[5]

    成化十八年(1482年),父亲文林任博平知县,文徵明随行。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文林因为政绩考核要前往京城,文徵明随行。不久,文林补任为南京太仆寺丞,他请假返回苏州故里,文徵明随行。返回苏州后,文徵明与唐寅、都穆结为朋友,并且开始跟从都穆学诗,与唐寅切磋画法。[6][4]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文林前往滁州(今安徽滁县)任太仆寺丞,文徵明随行,并开始跟随父亲的同僚太仆寺少卿吕㦂学诗。[4]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文徵明从安徽归还苏州,参加了乡试,考中了长洲县生员,但是因为岁试时字写得太难看,被考官置为三等,应试不中。[7]由此开始精研书法,刻意临学。[4]

    书文同进

    文徵明画像(2张)

    弘治二年(1489年),当时的学官很严厉,拘泥于文法,喜欢寻章摘句。文徵明虽然练习程式之文,但是心底里却很是不愿意学习。于是在间隙读《左传》《史记》、两《汉书》及古今文集,并与祝允明、都穆、唐寅提倡为古文辞;同年,开始跟随沈周学画。[6]

    弘治三年(1490年)春,前往滁州探望父亲。

    弘治四年(1491年),文徵明以同僚之子的身份跟从南京太仆寺少卿李应祯学习书法。[6][8]

    弘治五年(1492年),父亲因健康原因归家,文徵明跟随归家;同年,文徵明娶昆山吴愈第三女为妻。

    弘治六年(1493年)秋,文徵明至江浦,遵从父命跟随庄昶学习;同年冬,辞师归家。

    弘治七年(1494年),作七古长诗《题友婿王世贞勾勒竹》;[4]同年,得到一古砚,取名“五星”,作诗以纪之。

    弘治八年(1495年),文徵明在父亲的引荐下开始跟随吴宽学习古文;[6]同年秋,第一次赶赴南京参加乡试,没有考中,不过认识了金陵顾璘、陈沂、王韦、徐霖;同年,画了《金焦落照图》。

    弘治九年(1496年),文徵明为黄云画了《云山卷》。[4]

    屡试不第弘治十年(1497年),与徐祯卿、钱同爱、朱凯、张灵等交往同游。

    弘治十一年(1498年),创作了《咏文信国事四首》诗,又画了信国公(文天祥)像;[4]四月,父亲文林出任温州知府,文徵明随父亲来到温州,在温州准备科举考试。居住了四个月,至秋天,去应天(南京)参加乡试,但没有考中。[3]

    文徵明苏州石刻像

    弘治十二年(1499年)六月初,父亲文林在温州知府任内积劳成疾,文徵明得知父亲病重,急忙带着医生从苏州赶往温州,可是文林已于六月初七去世。文林为政清廉,死后箧内没有一件温州的东西,连双鞋也是老家带来的。温州吏民自愿凑集千金为他办丧事,文徵明遵照父训从简办理,谢绝一切丧礼。[3][9]

    弘治十三年(1500年),为沈润卿收藏的《郑所南画兰》题七绝“江南落日草离离”一首;同年,为了纪念父亲去世一年,文徵明画了《风木图》并题诗以寄哀思。

    弘治十四年(1501年)九月,题张灵画赠陈公度,还作了七古长诗《题石田先生画》,评论沈周作品。

    弘治十五年(1502年)秋,画了《溪山深秀图》;同年,用草书题写了“斜日翻波山倒浸”七古一首在唐寅的《黄茆石壁图》上。[4]

    弘治十六年(1503年)春,与唐寅、徐祯卿等游虎丘,即景画了《虎丘千顷云图》;同年,与徐祯卿游西山,并写诗互相唱和,唱和的诗合刻为《太湖新录》。[8]

    弘治十七年(1504年)春,沈周创作了十首《落花诗》,文徵明与徐祯卿有和作,沈周很欢喜而反和之;七月,文徵明第三次参加应天乡试,没有考中。随后拜访太常寺卿吕㦂,吕㦂又续和《落花诗》。沈周更加欢喜,又反和之;十月,文徵明用小楷把这些诗都记录了下来;同年,观摩唐阎立本画、元赵孟頫书法,并为之题跋;同年,友人掘地得到宋高宗给岳飞的手敕刻石,文徵明为之创作了《满江红》词;同年,吴宽去世,文徵明作《哭匏庵先生四首》诗。[4][10]

    弘治十八年(1505年)正月初七,与友人朱存理、吴次明、钱同爱,门生陈淳等雅集于自家停云馆,画了《人日诗画卷》;同年春,许国用及吴爟先后雨中来访,文徵明题画赠之;同年秋,与祝允明等有和王鏊《白莲花诗》。当时王鏊刚刚因丁父忧在家,文徵明在跟随他学习。[10]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三月,画了《江山初霁图》赠给陈淳;四月,应王鏊邀请,与杜启、浦应祥、祝允明、蔡羽、朱存理、邢参等同修《姑苏志》成,并以寸楷书写了杜启撰写的《重修姑苏志后序》。

    正德二年(1507年),哥哥文奎因事遇到麻烦,文徵明千方百计为兄长调和维护,满一个月事情才得以成功化解;五月十一日,前往相城拜访沈周,沈周让他钩抚无锡华氏收藏的《唐摹万岁通天进帖》;同年秋,文徵明第四次参加应天乡试,没有考中。

    正德三年(1508年)二月,为长洲教谕莆田林僖画了《丘壑高闲图》;二月十五,与吴爟、陈淳、钱同爱、朱凯登天平山,画了《天平山图》;三月二十,观摩王献臣收藏的赵孟頫行书《烟江叠嶂歌》,因而补画了《烟江叠嶂图》。又为蔡襄的《龙茶录》题跋;同年秋,为王闻画了《存菊图》轴;八月十五,写了《送戴昭诗》七绝一首,与沈周、祝允明、唐寅、杨循吉、邢参、朱存理等32人的诗合为《垂虹别意卷》。

    正德四年(1509年)春,为金陵严宾题写了旧作《桐阴高士图》;同年,朱应登自南京户部主事升延平知府,文徵明为之作《剑浦春云图》送别;八月初二,沈周去世,文徵明作《哭石田先生》诗二首,并撰写了《沈先生行状》,并请王鏊撰墓志铭,文徵明以小隶书上石(将印稿直接反写在印面);这时的文徵明功名未就,以笔墨为生计,作有寄陈钥乞米诗。

    正德五年(1510年)正月二十八,为朱承爵所藏的苏轼父子帖题跋;同年,第五次参加应天乡试,没有考中;仲春,题《横塘诗意图》七绝一首;十二月,画了《古木奇峰图》;同年冬,在诸友人的相助下,修葺停云馆。[4][10]

    正德六年(1511年),以字行,改字徵仲;十二月二十,虎丘剑池水干涸,文徵明得到一块古砖,雕琢成为砚台后,取名“金精”,并在砚台上刻字;同年,右佥都御使俞谏在苏杭诸府治水,得知文徵明有才但生活贫困,想要帮助他,但被文徵明拒绝了;同年,徐祯卿去世,文徵明写文章祭奠他。

    正德七年(1512年),与蔡羽、吴爟、汤珍、陈淳及王守兄弟等经常相聚,研究道德文章,游观山水;闰五月二十一,为徐宗毓收藏的元钱良右书法《吴仲仁春游诗卷》题跋。又与徐霖、祝允明、薛章宪、唐寅、陈沂、王韦、陆深、王宠等追和王冕画梅诗,皆题于画幅四周绫上;同年,宁王朱宸濠使者到来,赠送礼物聘请文徵明,他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11]同年,创作了《西川归棹图》及《寿大中丞见素林公叙》寄给林俊(与文徵明父亲文林和岳父吴愈是旧交);同年,把弘治三年(1490年)以来作的诗编成《甫田集》四卷。

    正德八年(1513年)六月,用小楷抄录了《铁崖诸公花游倡和诗》并追和一首,赠与弟子王守;同年,第六次参加应天乡试,没有考中,顺道至滁州拜访叔父文森;七月十七,在王维的《江山雪霁图》上题写七古一首,并引首隶书“墨宝”二字;七月二十九,为朱承爵写了林逋诗7首于钱选的《孤山图》上;同年,朱存理去世,文徵明为他撰写了墓志铭。[4][10]

    正德九年(1514年)春,在王献臣的园池参加宴饮,有作诗;三月,刘麟赴陕西布政使任,路过吴门前来道别,文徵明画了《两溪草堂图》赠给他;同年冬,撤掉了停云馆,还作了诗。

    正德十年(1515年)春,重筑停云馆,为避免喧闹,在观音庵居住了两个月;四月,用小楷书写了《落花诗》并作画;五月二十七,考定邹光懋收藏的宋李建中书《千字文》为真迹,并为之题跋;[10]九月二十四,过天王寺见到了三年前所作的《东林避暑图卷并题诗》,于是加上了跋语;十二月初五,因王宠久留治平,很想念他,于是作了《治平山寺图》并题写五古二首以寄之。[4]

    正德十一年(1516年)秋,第七次参加应天乡试,没有考中;重阳日,在唐寅家北园聚会,还作了诗。

    正德十二年(1517年),作《湘君湘夫人图》赠给王宠;五月初五,考定唐寅收藏的《石经》残本为宋高宗手书,并题跋。

    正德十三年(1518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文徵明于雨中至无锡,天晴后,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鋹及汤子朋于惠山举行茶会。蔡羽撰写了《惠山茶会序》,文徵明作画;九月十六,为朱承爵收藏的宋周文矩画《重屏会棋图》题跋;十月,路过王守兄弟家,为其画了水墨菊花并题诗。

    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初二,文徵明于雪中登上王献臣拙政园梦隐楼;二月十六,明朝初期,有人为解缙作诗文一卷,同时作的画遗失了,文徵明为其补画了《深翠轩图》并题跋;三月初三,为王鏊收藏的阎立本《秋岭归云图》题跋;五月十四,为沈周收藏的王绂《墨竹》小幅题跋;五月十六,为华夏收藏的宋拓《淳化祖石刻法帖》六卷题跋;七月十七,为王延喆考定郭忠恕的《避暑宫图》并题跋。又为其所藏的张旭《古诗四帖》题跋;同年秋,第八次参加应天乡试,又没有考中,期间游览了南京诸名胜;八月初六,听说宁王朱宸濠事败被擒,作了《书事》诗二首。人们到这时才开始佩服文徵明有远见卓识。

    正德十五年(1520年)正月,过王鏊园居,观摩元曹知白山水卷并题跋;三月初三,在苏轼的《御书颂》上题跋,又为无锡华云收藏的《寒塘凫雀图》题跋;十一月,作自书诗四首。其中《八月六日书事》二首,系咏正德十四年宁藩朱宸濠谋反被擒之事。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五日,在宋高宗的《徽宗御集序》上题跋。[10]

    短暂入仕嘉靖元年(1522年)八月,第九次参加应天乡试,依然没有考中;同年,明世宗起用致仕的副都御史(实右都御史)林俊为刑部尚书,林俊经过苏州时,邀文徵明去舟中相见。文徵明年轻时,与林俊见过面,而且时有书札来往,一叙谈,林俊更加欣赏他,于是送信给工部尚书兼领苏、松水利的李充嗣,请他向朝廷推荐文徵明。[12]

    嘉靖二年(1523年)春,文徵明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举荐以贡生入京,二月二十四离家,四月十九至京师,经过吏部考核,被授予翰林院待诏的职位。期间参与了《武宗实录》和《宪皇帝实录》的编纂,[12]并担任皇帝侍讲,虽然每年所受赏赐与一般学士、翰林一样,但他并不满意这项工作,连续申请辞职回归故里。[13]

    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之争,廷杖大臣134人,死者16人。文徵明因跌伤左臂未入朝,得以幸免;三月,王鏊去世,文徵明为其撰写《太傅王文恪公传》。[4][10]

    嘉靖四年(1525年),当时都崇尚通过科举取得的功名。又有北方人同僚经常向文徵明索画,往往被拒绝。于是有流言说:“文某应当去西殿当供奉,为什么要在翰林院侮辱我们?”文徵明听到后很不舒服,于是上疏请求辞官回家。奏疏下到吏部后,被扣下没有上报。[10]

    文徵明的父亲在温州任知府时,结识了张璁,张璁得势后示意要文徵明依附于他门下,文徵明不从。杨一清奉召入朝辅政,一日见到文徵明问道:“你不知令尊与我是朋友吗?”文徵明严肃回答说:“家父离开我已三十余年,从未有一字提到你,所以不知你与家父是朋友。”说得杨一清不觉脸红,于是与张璁合谋力图把文徵明调走。这样,文徵明也更加频繁地申请辞职,终于获得了朝廷同意。[14]嘉靖五年(1526年)十月十日,文徵明离开京城,因潞河冰封受阻。[12]

    游山作画

    清·李岳云《文徵明像》,南京博物院藏

    嘉靖六年(1527年)春,潞河开化,文徵明与黄佐一同乘舟南归。到家后,建造了玉磬山房,并亲手种了两株梧桐于庭院中。此后在家以文墨自娱,不问世事。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临摹赵孟頫小隶《桃花赋》于王榖祥画的桃花小幅上;三月十日,为王献臣画《拙政园图》并题跋;同年冬,与王宠寓居楞伽寺,正赶上下大雪,乘兴作《关山积雪图》,用时五年才完成。

    嘉靖八年(1529年),与常州知府张大轮游宜兴张公洞;七月四日,为白悦作《洛原草堂图》并题记。

    嘉靖十年辛卯(1531)三月,与汤珍、王宠游竹堂寺。为寺僧性空画水墨写意十二段;同年秋,华夏携书画至苏州,文徵明为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袁生帖》,颜真卿《刘中使帖》及黄庭坚《经伏波神祠诗》题跋;五月,作《松石高士图》;闰六月,作《双柯竹石图》;十月,作《寒林晴雪图》。

    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为祝允明书写的《兰亭序》补图;三月六日,过王献臣拙政园,为其临摹了苏轼的《洋州园池诗》;同年,与江阴知县李元阳登君山,作了诗,并为其所收藏的《东坡学士院批答》考正颠错及题跋。

    嘉靖十二年(1533年)五月十七,为王献臣作《拙政园诗画册》;十一月四日,考定张铨收藏的苏轼与乡僧治平帖,并题跋。

    嘉靖十三年(1534年)七月六日,与朱朗、石岳游虎丘,为寺僧作兰卷;十二月四日,前往无锡拜访华云,留居西斋,为其所藏的巨然《治平寺图卷》题跋。

    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月四日夜,用行书写了前后《赤壁赋》;三月,作《连辔访友图》扇页;八月十五,与朱朗共同赏月,制画十六帧赠给朱朗;十一月,撰写《墨说》赠给吴楚;同年,为沈天民作《浒溪草堂图》。

    嘉靖十五年(1536年)四月,作《五月江深图》;五月二十日,王榖祥来访,拿着空白册子想要几幅画,文徵明为他画了十四幅。

    嘉靖十六年(1537年),文徵明选取晋、唐及当时知名书法家的作品,汇集刊行了《停云馆帖》,但未完成即毁于火灾;他又改用石刻。先后刻了十一卷;八月六日,奉命出使滇南的周复俊还朝,顺道回家,文徵明作《木泾幽居图》赠送给他。[10]

    嘉靖十七年(1538年),巡按郭宗皋为文徵明建坊于德庆桥西,文徵明写信给知府王仪拒绝,但未成功。

    嘉靖十八年(1539年)正月初七,与汤珍、袁表、袁褧、袁裘、袁衮、袁袠、王榖祥、陆师道、陆安道、王曰都、彭年、朱朗共游石湖,大家都作了诗,文徵明作《石湖图》;同年春,临摹赵孟頫的《芭蕉仕女图》,并在画上赋了一首《水龙吟》词;七月,用楷书写了《归去来辞》并作了画。

    嘉靖十九年(1540)四月初十,用小楷写了《昼锦堂记》;七月十五,仿王蒙笔意画《松泉高逸图》;七月十六,用小楷在儿子文嘉的画上写了《文昌帝君传》;此后与华云游尧峰,回来后作图并题跋;八月,与王榖祥游石湖,在船上画了《赤壁图》;十一月十五,为杨仪收藏的阎立本画作《萧翼赚兰亭图》题跋。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十六,画了《勾曲山房图》;三月十六,作《石湖烟水书画卷》,有行书七律三首。又在泥金扇面上用小楷写了《前赤壁赋》全文,并补了一幅画;四月初七,写了《后赤壁赋》扇面并作画;十月六日,为黄庭坚的《杂录册》题跋。[4][10]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七月初四,为自己收藏的怀素书法《千字》题跋。怀素有小草及大书书法两卷,均为文徵明所得。大书书法缺失数行,文徵明将其补全;十月十六,为顾兰撰写传记;同年,妻子吴氏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二月初八,与汤珍、陆师道、王曰都等游华山;二月十六,为王榖祥作《落花图》并写了一首诗;初夏,于玉磬山房作兰竹长卷;六月上旬,用四种文体写就《千字文》,并用行书写了旧作三十首。[10]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三月初七,文徵明与诸友游东禅寺及南城,见桃花盛放,回家后写了《桃源洞小景》并写了《桃花源记》;三月十六,与朱朗、周天球、彭年及儿子文彭、文台至宜兴,游览史济玉阳洞天,期间为宜兴吴俦画了《沧谿图》;七月,用行书写了《兰亭序》扇面。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正月初二,用小楷为陈伯慧写了前后《赤壁赋》;闰正月初二,重题弘治八年(1495年)创作的《金焦落照图诗》;二月十二,用小楷写了《千字文》;同年,题写画兰寄给吴承恩;八月二十一,写了《兰亭叙》,周天球将其与祝允明写的《黄庭经》、王宠写的《曹娥碑》、蔡羽写的《湘君》《湘夫人》、陆师道写的《麻姑仙坛记》、彭年写的《洛神赋》,合装成册,并请仇英分别为之作画。

    文徵明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秋,泛舟至楞伽寺,看了沈周的《秋山访隐图》,并题诗一首。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五月,摹刻了祝允明的草书作品《古诗十九首》及《书述》上石,后将其编入《停云馆帖》为卷十一。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文徵明与汤珍、钱同爱及甥陆之箕游宜兴善卷洞;六月初八,为华云写生十幅,用细笔白描。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白描《老子像》;秋,为华夏作《真赏斋图》。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三月,与徐封等游虎山桥,作图纪游;六月十六,为徐封画《万壑争流图》,又画了《山园图》相赠。

    嘉靖三十年(1551年)二月二十六,用小楷写了晋陶潜的《桃花源记》及诗,并题跋。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九日夜,用行书写了《西苑诗》十首,后刻入《停云馆帖》;小至日,刘麟来吴,与陆师道、彭年、陆安道、袁尊尼、文元发等游虎丘,题名剑池东壁。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九月九日,游双塔院。九月十日,登治平寺,皆用陶渊明己酉九日诗韵赋诗二首;十月,仿倪瓒笔法作山水长卷;十一月,为俞宪作墨笔山水;同年,用小楷写了徐阶撰写的《明故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赠少保谥文襄渔石唐公墓志铭》。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二月十六,作《桃园问津图》;同年春,与客人游西山,经龙池,回家后画了《龙池叠翠图》纪胜;同年,应华夏之请,为其父华钦撰写墓志。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二月初十,用小楷写了《后赤壁赋》,与嘉靖九年(1530年)写的《前赤壁赋》合成一卷;同年春,创作了《闲兴》诗七首;八月十日,以黄庭坚笔法写了《后赤壁赋》,后与仇英画合成一卷;九月,用董源、巨然法画山水。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初四,为米芾临摹的字帖《禊帖》题跋;三月十五,用行书写了《早朝诗》十首;同年,观仇英画《玩古图》,写了《玩古图说》。[10]

    执笔而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作《思石湖》诗;三月十三日夜,给孙子文元发画了《古木奇石图》,又创作了《永锡难老图》及诗给寿武英殿大学士徐阶;五月十六,仿赵孟頫画了《鹊华秋色图卷》。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二月十六,用行书写了《山居篇》及前后《赤壁赋》;四月十六,仿倪瓒作小幅,并画了《云山卷》;冬日,作《赤壁赋》书画合卷,又画了《水亭诗思图》。[10]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十六日,用行书写了《张一川小传》;二月二十,为御史严杰母书写墓志,没有写完就离开了人世,享年九十。[15]其弟子私谥贞献。[10]

  • 为买一幅画,卖了弓弦胡同的豪宅——记张伯驹收藏二三事

    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张恩岭

    张伯驹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最广、最响亮、最活灵活现的,除了他的婚姻爱情以外,莫过于他的收藏了。可以这么说,他在收藏界的名声和故事,超过了他的婚姻传奇,也掩盖了他在诗词、戏剧和书画方面的成就。

    一提起张伯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大收藏家身份。在文化圈还流行这样一句话:“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今年是张伯驹逝世40周年,回顾他的收藏经历,有助于了解那些珍贵书画的流传轨迹,以及在战乱年代,爱国之士为保护珍贵的文物所付出的心血。

    晚年张伯驹

    自号“丛碧”喜收藏

    张伯驹文物收藏的生涯始于1927年,他正好30岁。这年夏天,张伯驹徜徉于琉璃厂古玩画铺,收藏了他的第一件文物珍品——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横幅。当时,这幅墨宝挂在墙上已有一段时日,但无人问津。因为对传世的康熙御笔,行家都很熟悉,笔墨沉着厚实,气势开阔,拙而不滞,豪气逼人,充满阳刚之美。而眼前的这幅却是飘逸秀丽,一反以往的风格。但张伯驹却认定了这是真迹,他认为一个人兴致所至,也许会变更字体,但其中的神韵却不会变,这就需要行家认真辨别。张伯驹细细查看了落款和印章,心中有了十足的把握,就把这个横幅买了下来。

    从此,他自号“丛碧”(有人认为是字“丛碧”),自命宅院为“丛碧山房”。这丛碧山房就是张伯驹所住的北京弓弦胡同1号院的一个院落,是其父张镇芳在京城当官时置办的产业,最早是李莲英的旧宅。宅子面积很大,院落四五个,会客厅、走廊若干,果木繁盛、花木葱茏,亭台楼阁,美不胜收。

    张伯驹在收藏界起步虽晚,起点却高,底子也厚。同时,历史也为张伯驹提供了机遇。细数张伯驹收藏的珍贵书画,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早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百余年,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中国山水画传世最早的一幅,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开篇述祖之作;其他如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均为传世孤品;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佶的《雪江归棹图》、蔡襄的《自书诗》、明代唐寅的《王蜀宫妓图》等,都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王蜀宫妓图》轴,明,唐寅故宫博物院藏

    《自书诗》卷(局部)宋蔡襄故宫博物院藏

    细数下来,张伯驹的一生共收藏了多少文物呢?他将自己从1932年到1960年间收藏的书画记录到《丛碧书画录》一书中,这是张伯驹一生所藏精品书画的总目,成书时间在1960年前后。据该书记载,张伯驹1960年以前共收藏有书画117件。其中唐代以前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宋元及之前的藏品共30件,约占其所有藏品的四分之一。但《丛碧书画录》所列作品还不是张伯驹一生所藏有的作品总量。因为他在该书中提到:“宋元团扇,明清便面,皆属册类,对联则多不录。余所收便面、对联是录亦不另列入。”除此以外,张伯驹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的部分书画没有包含在《丛碧书画录》中。

    三求《平复帖》终如愿

    收藏《平复帖》的经过,成了张伯驹收藏故事的经典和传奇。这件事还得从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流失海外说起。

    《照夜白图》(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原为溥儒藏物,溥儒作为皇室一脉,收藏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古画。“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喜爱的一匹名马,此图又是唐代画马大家韩干于唐天宝年间所画的最著名的代表作,上有南唐后主李煜题“韩干画照夜白”、乾隆皇帝题跋及很多史上名家的印记。这幅画最终为上海画商叶叔重所得,张伯驹知道叶氏是做国际文物买卖的商人。当时宋哲元主政北平,张伯驹立即致函宋哲元,要其阻止《照夜白图》被外国人收买。然而,经宋哲元一番察访,给张伯驹的复函是:“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

    其实,《照夜白图》是溥儒通过老太监卫福海及其义子开的“宝云阁”画铺,再通过白坚甫的手,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又转卖给英国古董商人的。

    有了前车之鉴,张伯驹担心溥儒收藏的另一件国宝,即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再落入外国人之手,便下决心收购这一珍品。

    张伯驹最早是在1936年见到《平复帖》的。在那一年,湖北省遭遇洪水灾害,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在这次展览会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平复帖》。这可是《平复帖》诞生170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展出啊,所以在文化界、书画界引起巨大的轰动。

    《平复帖》卷,晋,陆机书,1956年张伯驹夫妇将此帖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藏

    展览会后,张伯驹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20万来。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作罢。次年,也就是1937年初,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愿以6万元求让,溥儒仍坚售20万元,又未能成。

    1937年夏,北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本来是到北平避暑的张伯驹,由于交通受阻,暂时无法回到上海。转眼就到了1938年的1月28日,已是农历丁丑年的腊月二十七,张伯驹由天津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书家傅增湘。也正是这次巧遇,才使张伯驹求购《平复帖》的愿望终于实现。

    傅增湘喜爱收藏古书,因为与张伯驹有着共同的爱好,所以二人成了忘年好友。就在这次相遇中,傅增湘告诉了张伯驹一个惊人的消息,溥儒的母亲项夫人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亡母办丧事,他准备出售《平复帖》。

    不料,张伯驹听了以后反倒面露为难之色。他说:“《平复帖》我两次相求,他都不肯割爱,现在正遇母丧,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点……”

    “我知道您的意思,怕人说你乘人之危,我看不必顾虑,我去和溥儒说。”傅增湘表示要促成这件事。

    回到北平第二天,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来了。

    “溥儒要价4万,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还是一次买断较为简便。”傅增湘就这样为张伯驹做主了。

    按照傅增湘的意思,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元,请傅增湘送去,其余2万元分两个月付清。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平复帖》,其心情的快乐与感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本来,收藏者的快乐就是出自喜欢和热爱,为藏品尝尽酸甜苦辣而无怨无悔。收藏者最欣慰的就是在玩赏中品味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达到与先人的沟通。

    说实在的,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过程,并不十分复杂,也没有过分的惊险,令人敬佩的则是张伯驹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他收藏《平复帖》的初心和后来毅然捐出《平复帖》的壮举,这才是“三求平复帖”故事广为流传的真正原因。

    舍弃豪宅只为购画

    张伯驹收购《游春图》的过程,是一个最富吸引力和传奇性的故事。《游春图》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主要因为《游春图》命运的曲折与巨大的价值以及张伯驹为收藏该图而不惜出卖心爱的房产,几近倾家荡产。更重要的是,张伯驹在收购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比金子还要可贵的人品以及慨然把《游春图》转让给故宫博物院的大公无私的民族情怀。

    《游春图》卷,隋,展子虔作故宫博物院藏

    展子虔擅画山水画。《宣和画谱》称:“善画台阁,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游春图》是展子虔唯一传世的作品,这幅画卷集中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因此,它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溥仪把当年从故宫盗运出来的大量书画珍宝运到了长春,存放在一栋小白楼内。所谓小白楼,不过是伪满皇宫内一座刷了白灰的普通小楼。《游春图》就是其中一幅。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春伪满皇宫一片混乱,在“小白楼”中剩下的1000多件书画也被偷盗和肆意抢劫。这些流散出去的珍贵书画于1946年初开始在东北市场出现,这就是被文物商们俗称的“东北货”。

    在记述张伯驹收购《游春图》过程的文章中,大多说是琉璃厂玉池山房的马霁川最早从东北收购了一批流落在民间的清宫藏品,其中就有《游春图》。而马霁川欲将一些平常之作或者伪迹卖给故宫,把一些真迹和精品售于上海,以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张伯驹在得知了马霁川将要倒卖《游春图》的消息后,异常着急,唯恐此重要国宝被转手售出外国。于是,他与马霁川相商收购,不料马霁川狮子大开口,索价黄金800两。那时的张伯驹由于之前的大量购藏,已经没有太多的钱来购买《游春图》。于是,他赶忙找到于思泊,两人一同到故宫博物院找院长马衡谈收购事宜,希望能由故宫博物院出面收购《游春图》。但是,故宫博物院资金不足,无力收购,最终没能答应张伯驹的请求。没办法,张伯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收购《游春图》,当时因屡收宋元名迹,手头拮据,不得已将所居丛碧山房售出,终以200两黄金将《游春图》收归,如此云云。

    最早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的是马霁川的长女马淑一,她认为不应歪曲人物形象,毁人名誉。后来,当年代表文物商直接与张伯驹进行交易的李卓卿先生写下了“书证材料”,交易中间人马宝山先生的儿子马国庆先生也澄清了是非。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6年初,故宫散失书画开始在东北出现,北京琉璃厂墨宝斋的穆蟠忱、玉池山房的马霁川和文珍斋的冯湛如等6人合作从长春购得《游春图》。所以,《游春图》为6家所共有,作为股东之一的马霁川并没有擅自出售的权力。

    张伯驹知道了《游春图》的事情后,就力主故宫博物院回收,在故宫博物院表示无力回收后,才决定自己收购,他的初心当然就是“予所收蓄,永存吾土”的民族情怀。张伯驹委托的交易中间人是马宝山,而《游春图》所有者的文物商们,又推出李卓卿为卖方代表,马霁川实际上就没有参与《游春图》的售卖过程。

    李卓卿和张伯驹最后谈妥的价格是黄金200两。200两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张伯驹因资金紧缺,手头拮据,只好忍痛卖掉了“丛碧山房”。这套占地15亩的住宅古朴典雅,价值不菲,却为了一幅画而售出。

    成交之日,马宝山请张伯驹和李卓卿同到自己家中,张伯驹带的黄金成色只有足金130两。于是,由马宝山作保,李卓卿亲手将《游春图》卷交与张伯驹,后经几次补交,到不足170两时,时局大变,双方已无暇顾及欠款之事。

    那么,马霁川在出售《游春图》的过程中,和张伯驹有无交集呢?张伯驹先生在《隋·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曾说:“余闻之,亟走询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乃与思泊走告马叔平,谓此卷必应收归故宫博物院,但须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始易议价。”

    张伯驹为什么会说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呢?其实并不难理解,马霁川毕竟是6个股东之一,张伯驹虽然托了马宝山,但还是有机会遇上马霁川的。至于马霁川是否索价800两,即使有,也符合商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潜规则。正如当年溥儒先生据有《平复帖》,曾两次向张伯驹索价20万一样,最后还不是以4万成交?

    至于张伯驹说“须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这是个预防性措施,并不能说马霁川就有了想把此画出卖给外国人的企图和行为。

    后续故事更感人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可谓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很多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当年《游春图》买卖的双方,又哪有心思去关注欠款之事?

    到了1956年,新中国正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张伯驹毅然将《平复帖》《张好好诗》卷等多件古代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撰文表示,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1970年,距张伯驹购买《游春图》已过去了25年。世事沧桑,张伯驹也从长春回到了北京,当时他没有工作、没有户口,生活困难。按一般情理来说,张伯驹也早该忘记购买《游春图》尚欠30两黄金的事情了,更何况《游春图》早已归故宫博物院了。可张伯驹心地善良,为人诚实而耿直,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只是没有条件处理此事而已。

    张伯驹(右二)与马宝山(左二)合影

    一天,张伯驹上街,偶然遇见了马宝山,真是喜出望外。两人叙起话来,都有恍如隔世之感。说话间,张伯驹又问起马宝山:“宝山老弟,我买《游春图》那事,还欠人家30两黄金呢,25年了,你看咋办啊?”马宝山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扑哧一声,边笑边说:“伯驹老兄啊,你啊你,真是实在啊,但世道变了……这事全完了。”说完,二人都大笑起来。于是,张伯驹把马宝山请回家中,下起围棋,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则展纸研墨,为感谢马宝山作起画来。中午吃饭时,张伯驹猛然筷子一搁,对马宝山说,我要为你写副嵌名联啊!马宝山一听也来了精神,说:“这个好啊!我正求之不得呢,若干年后,老兄的墨宝也价值千金呢!”说罢,二人又是大笑。

    饭后,张伯驹挥笔题了一联:宝盖妨花风不舞;山高对雪两同寒。

    时间过得真快,1979年,张伯驹82岁了,马宝山也已68岁。这一年,两人再次相聚。张伯驹又即兴为马宝山题写了嵌名联:宝剑只宜酬烈士;山珍合应供饕夫。书毕,张伯驹郑重落款:中州张伯驹时年八十又二。又钤雅章一枚。

    后来,有人见到了张伯驹为马宝山作的这两副嵌名联,曾感叹地说道,伯驹先生善作嵌名联,但为一人先后作两副者,恐怕不多,由此可见两位先生交情不浅啊!

    谁也没有料到,张伯驹作了这副联语后仅三年,便溘然去世了。马宝山闻之,不胜悲痛。1992年初,在张伯驹逝世10周年之时,马宝山又想起与伯驹交往之逸事,便写了《张伯驹与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以作纪念。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到张伯驹先生的诚信是多么的感人,诚信是金,张伯驹先生的人品更比金还贵。

    今天,当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安静地欣赏着《游春图》等珍贵的中华文物时,也让我们以一片感恩之情真挚地缅怀伟大的收藏家张伯驹,也要感谢文物商人中的爱国者,因为他们为中华文物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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