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山为伍的“筑巢工兵”——记火箭军导弹工程兵群体_《我们的婚姻》主演是安：长相温婉帅气，出道25年，他早该火了

【记者走军营】

光明日报记者刘小兵光明日报通讯员李兵峰方雷

他们的强军梦想，绽放在深山的岩层深处；他们的铿锵步伐，行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的青春热血，书写在一个个“无名坐标”……他们就是被誉为“导弹筑巢人”的火箭军某部官兵，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先后参与完成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批导弹阵地等系列工程建设，为共和国构筑起一道道和平盾牌。

导弹工程兵与大山为伍、与岩石为伴，又每天与石头进行不懈“斗争”。“一寸掘进一寸险”，在施工中，破碎带、泥夹石、裂隙水等险情随时可能发生，官兵时刻面临各种严峻考验。那年，王统伟与战友在铺架高空电缆时，一条突然落下的电缆像一条巨蟒猝不及防扑向他们。危急时刻，王统伟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砸碎了左臂，最后不得不进行截肢。伤愈之后，他重返施工一线。

被专家称为“不良地质博物馆”的某工程，相继遭遇塌方6次、围岩大变形3次，上级先后4次组织专家组现场勘察定案。如另外选址，不仅耗资大，而且影响工期。“危机”四伏中，指挥长、分队长站了出来，党员突击队站了出来，硬是把近千根锚杆嵌入岩层深处，用一根根钢材木头给工程安上了大梁，最终降伏“拦路虎”。官兵紧紧相拥、喜极而泣。一茬茬导弹工程兵，就这样把青春热血洒在导弹阵地，倾在祖国的版图之上。

夜色寂寥，皓月当空。大山深处，一间施工板房内灯火通明，一名军官一边埋头思索，一边认真做着笔记。此时，他正在开展一项新的技术研究——全新模块化国防工程设计。他就是工程师赵彦磊。一次，他查询资料接触到数字化建筑信息模型技术，便下决心要以此作为实现数字化施工的“突破口”。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努力，他考取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7个证书，先后攻克数字化建筑信息的多个难关。在他牵头下，一个以信息主导，集工程建模、数据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建造中心顺利建成。首次投入使用，就解决了某工程任务中的58个施工难题。

以前，在导弹工程部队，施工用钢钎大锤风钻，靠肩挑背扛手推。如今，走进一个个施工现场，处处呈现出现代化施工景象。在一处掘进作业面，被誉为“台车大王”的一级军士长王建新钻进台车驾驶室，将设计图导入车载电脑，熟练操作几个按键，自动台车便开始灵活伸臂，不一会儿就在岩体钻出一个个炸药孔。“以前主要靠手持风钻打眼，不仅烟尘大、噪声大，而且还不安全。”王建新说，逐步实现的机械化施工、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建造，让安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施工效率明显提高。

“这些年来，随着新装备、新技术的引进，我们的国防施工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效能型转变、向信息集成型跨越，我们也从传统工兵向科技工兵转变。”火箭军某部领导介绍，他们坚持科技引领、全员创新，加紧培养“小能人”“小诸葛”队伍，打造更多具有“工匠精神”的新时代科技工兵，让官兵们成为创新的实践者、生力军。

那一年，某国防工程迎来施工高峰，大批量的某型号钢板应用使打孔数量倍增，使用传统手电钻方式打孔速度慢、时间长，影响施工进度。这件“小事”引发了一级军士长崔道虎的思考，发明一台钢板打孔设备的想法在他脑中闪现。一次外出，商场改衣处的缝纫机给了崔道虎灵感，他开始着手试验，又结合打印机工作原理，通过查阅资料，修改图纸，反复调整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钢板自动冲孔机”，使施工效率提升了十几倍。

尝到了甜头，更多官兵加入创新的队伍。一级上士谭志红研究探索“掘进爆破新工艺”，减少常规断面钻孔量20%以上，缩短用时30分钟；工程师宋仲华研制出“掘进电动出渣运输系统”，嵌入数字化指挥平台，实现出渣作业信息化控制指挥……一名名导弹工程兵把创新足迹留在青山沟壑，把创新构想融入导弹阵地，用一个个现代国防工程，铸就一柄柄和平利剑。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4日07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在文学大师的自传体性质作品之中，我们往往可以一窥属于他们的青春记忆。《阿霞》《初恋》《春潮》，《童年》《少年》《青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分别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其中不仅有着三位俄罗斯文学大师在不同时期的个人成长经历，更刻画出了旧时代俄罗斯的时代影像和印记。

三位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自传体三部曲作品。

有趣的是，去年恰逢屠格涅夫诞辰200周年、列夫·托尔斯泰诞辰190周年、高尔基诞辰150周年，这三位文学大师又分别有着各自的自传体性质的三部曲小说，记录自己在不同时期的成长经历。在近日于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办的新书发布会“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大师的青春修炼手册——关于成长，关于初恋”上，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张建华就这一话题展开，分享了各自的看法。

刘文飞用“真正的名著名译”来评价这套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集结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佳作，表示这些作家不仅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一批俄罗斯作家，其译本也都是经过时间检验和读者筛选之后留下的名译。比如屠格涅夫的三部曲中的两本，即《初恋》和《阿霞》的译者是萧珊，也就是巴金的夫人。

刘文飞做主题发言“俄罗斯文学中的三个三部曲”。

张建华在去年九月为屠格涅夫的三部曲《阿霞》《初恋》《春潮》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将这几部小说称为屠格涅夫自传性的“青春记忆小说”。活动现场，张建华表示，自传体作品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屠格涅夫的三部中篇是他在生命中、暮年对他青春生命的爱情记忆，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中篇小说是他在青年时期对他踏上社会之前青少年时代的生命记忆和自我个性的反思，高尔基的三部曲则是作家中年时期对他走入社会、人间后的人生记忆和社会生活的记录思考。他们虽然都是以自己为书写对象，但并没有舍弃对人类共性命题的探究。”

在爱情中“阿霞们”自由独立，不需要庇护者

《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六部由伊万·屠格涅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中国读者中享有盛誉，但与这六部小说同期创作的爱情系列小说，同样值得关注，这其中《阿霞》《初恋》《春潮》三部曲，或多或少都与屠格涅夫的亲身经历有直接关系。

《春潮》中的人物关系表。

“这个系列聚焦了屠格涅夫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这一俄罗斯历史上重要的时期和作家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这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风云激变的时代，也是作家由‘不惑’迈进‘知天命’的生命时段。”在张建华为新版图书撰写的序言中提道，“屠格涅夫开启了爱情书写的‘感性和身体之旅’，他从日常生活进入爱情叙事，强调人物的日常身份和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爱情。三部小说的叙事主人公其实都是青年时代的屠格涅夫的假托。”

活动现场，张建华特别强调了穿插在屠格涅夫爱情叙事之中的日常生活，“叙事主人公是另有化名的16、19、25岁的青少年屠格涅夫，女孩儿分别是他家的邻居、旅游时结识的女孩儿、德国法兰克福一家糖果店老板娘的女儿。男女主人公的邂逅相遇、交往生情，甚至随后一波三折的情感变化，都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展开的。”这其中，既有旅居德国的俄罗斯青年Н.Н.先生，在莫斯科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少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也有从意大利回国途中在法兰克福做短暂逗留的萨宁，在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张建华提道，这些记录于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往事，无关乎社会、善恶，只关乎欲望、感情、美丑。

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成为张建华关注的重点：阿霞、齐诺奇卡、杰玛三个女主人公都是高度自由、独立的。她们在爱情中仅仅听凭心灵、情感的驱使，有勇气独自去拥抱爱情中的不幸与苦难。在爱情中她们不需要庇护者，她们行为的基点是爱，而不是“有所依凭”。在张建华看来，“阿霞们”与《罗亭》中的女主人公娜塔莉雅很不一样，她们不再是检验男性、拯救男性的“女杰”和“圣母”。

《初恋》原版插图（局部），由前苏联著名画家克塞妮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克列门吉耶娃所绘。

屠格涅夫终身未娶，他把一生中唯一的真爱献给了歌唱家波琳·维亚尔多夫人。屠格涅夫相信一见钟情和神圣的爱情，却习惯于质疑婚姻。张建华认为，这恰恰让屠格涅夫笔下的爱情是奇特而又充满悖论的矛盾体，“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带着磨难的苦味，都是以悲剧结束的。”张建华注意到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历史风云“编年史家”之外的重要价值，将其视作是人类生命价值、爱情真谛、人性和谐的追索者。张建华补充说，阅读小说和理解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它的价值在于激励想象和认知，“在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

开启写作事业，不能把自传体文学当成回忆录看

列夫·托尔斯泰一向以“天才艺术家”“俄罗斯的良心”的形象著称，在活动现场，刘文飞用世界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巅峰上的巅峰来形容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至高地位。作为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们对托尔斯泰长篇三部曲《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耳熟能详，但其自传三部曲却是他严肃写作事业的开端，“是他本人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没有这部小三部曲，就不会有后面的大三部曲，因为深刻的内心忏悔、心灵的辩证法、浓厚的道德感等等作为托尔斯泰整个创作识别符号的一些东西，最初全都出现在这部由《童年》《少年》和《青年》组成的三部曲中。”刘文飞如是说。

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展现了他的另一面——一个依恋母亲、家庭老师、朋友的淘气孩子，一个对世界怀有无比美好情愫的懵懂少年，一个开始承受失败与挫折的贵族大学生。

托尔斯泰《童年》《少年》和《青年》三部曲。

“俄罗斯文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种文学之一，在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出现了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天才成群诞生’的壮观场景，推出了数十位世界级的作家”，刘文飞提道，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普希金等人一样，都属于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一批俄罗斯作家。早在1902年，梁启超已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载《新民周刊》第1号）

中介绍了托尔斯泰，如今的“托尔斯泰”这个译名就出自梁启超之手。

“自传体文学固然有回忆录的形式，并且具有对当时生活记录的真实性，但其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回顾作者的既往生活，所以不能把它当作‘自传’来看。”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志耕在其撰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自传体文学和回忆录的不同，“托尔斯泰在晚年谈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也说，他写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经历，而是他所熟悉的人们的经历和他自己的童年体验的‘混合’。”

根据资料可以知道，托尔斯泰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贵族教育，并且终身都生活在富裕奢华的环境之中，王志耕引用高尔基的话说：托尔斯泰的创作实践“就是企图把良善的俄罗斯贵族安插在俄罗斯生活里面”。显然，自传体三部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年轻的托尔斯泰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以一个贵族少年的成长故事开启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王志耕说：“整个三部曲就是尼古连卡心灵成长的历史，这个自幼缺少爱的孩子，最大的特点不是对这个世界发出抱怨，而是不断地自我反省。”王志耕意识到，这类小说不只是一般评论中所说的“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而有着托尔斯泰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人在童年时代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靠着某些本能生活，所以，他需要把这些生物性本能清除掉，才能真正成为只靠灵魂生活的人；然而，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世界污染的过程，所以，人在步入成年后应该努力回归童真。

作品中既书写人物内心，又刻画时代样貌

在三位俄罗斯文学大师中，马克西姆·高尔基最接近于我们这个时代。出生于1868年的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幼年饱尝艰辛的他为自己起了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一笔名，意为最大的痛苦。他曾五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是苏联时期作品出版量最多的作家。

活动中，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主任奥莉加·梅利尼科娃表示，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同时又不局限于本民族，“书中并没有现实的答案或者办法，但会引起你的兴奋、怀疑或者反对，会教你思考。我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学魅力无穷的秘密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也表示，“他们在作品中既体现了本人的人格，又书写了俄罗斯人的性格，既写出了人物的内心，又刻画了时代的样貌。”

《童年》原版封面。

刘文飞提道，中国很少有人没有读过高尔基的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高尔基的这套自传体三部曲。此次出版的高尔基三部曲，分别是刘辽逸版《童年》、楼适夷版《在人间》和陆风版《我的大学》。刘文飞专门介绍说，刘辽逸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翻译《战争与和平》的人，令他充满景仰。

《在人间》原版插图，由前苏联著名画家鲍利斯·亚历山大罗维奇·杰赫杰廖夫所绘。

贯穿于《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三部曲之中的主人公，始终是阿廖沙，这部作品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但与一般的自传性小说不同的是，三部曲的描写重心并非阿廖沙的经历，而是从他作为“观察者”的角度所展示的俄罗斯日常生活。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汪介之写下的序言中，他提道，整个童年生活在阿廖沙的记忆中，仿佛是一个“悲惨的童话”。同时，汪介之认为，作家真实地表现了俄罗斯人的心理、情趣、追求、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复杂矛盾，在各种文化心理因素的交叉、纠葛与冲突中，着力发掘人们心灵中的美好感情和对文明的向往。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高尔基自传体小说系列之中的配图，采用了前苏联著名画家，曾获得过“人民艺术家”称号的鲍利斯·亚历山大罗维奇·杰赫杰廖夫的作品。

作者新京报记者何安安

编辑安也校对翟永军